當前，如何認識、適應、引領新常態，是特別需要深入探討的重大問題。為此，首先必須明確我們應該運用什么經濟學理論和分析方法來研究中國經濟現狀和走勢、提出合理的應對之策。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學習、研究、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特別指出這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必修課。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也明確提出，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因此，我們要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特別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分析中國經濟走勢。
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人們更多的是借鑒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理論和需求分析方法來分析中國經濟狀況和走勢，相應提出需求管理的應對之策，這種做法在一定時期和范圍內能夠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存在嚴重的缺陷，主要是：只重視總量平衡，忽視結構合理優化；只分析經濟現象，不深入剖析生產關系實質和制度根源；只強調需求管理，輕視供給管理。開出的藥方只治標不治本，只能短期奏效，不能長期見效，從根本上解決不了問題，甚至可能陷入“滯漲并發癥”。凱恩斯主義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給西方發達國家帶來了20年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凱恩斯也被尊稱為“戰后繁榮之父”，但是20世紀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陷入了“滯漲”的泥潭，患上了以前沒有的“摩登病”，凱恩斯主義也陷入了“破產”境地。
現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有部分學者提出，需求分析只是總量、短期分析，有局限性，已經不行了或者不夠了，需求管理也難見成效，而供給分析是結構、長期分析，更重要、更符合中國現在的實際，主張轉向借鑒“里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理論，采用供給分析方法，提出供給管理對策，這樣才能實現中國經濟的持續中高速增長、提高質量和效益。應該說這種看法和主張是有價值的，對于克服以往的片面性也是有幫助的。但也需要避免完全照搬照抄，比如，照搬里根經濟學。
“里根經濟學”的供給分析和供給管理同樣存在嚴重缺陷：只重視供給、結構分析，忽視需求、總量分析；只分析經濟現象，不深入揭示生產關系實質和制度根源；只強調供給管理，輕視需求管理，基本否定需求分析和需求管理的必要性和有效性。開出的藥方同樣只治標不治本。里根經濟學的實踐結果本身就證明了這一點，雖然里根經濟學為美國20世紀90年代“兩低一高”（低通貨膨脹率、低失業率和高增長率）的所謂“新經濟”的出現打下了基礎，但是2008年還是出現了嚴重的金融危機。
而且，在借鑒供給分析和供給管理的同時，還必須注意到，實際上需求側和供給側都有總量、結構、長短期問題，比如，有總需求，也有總供給；有由不同要素與不同產品和勞務構成的供給結構，也有由“三駕馬車”構成的需求結構；有長短期的供給，也有長短期的需求。所以認為需求只是總量、短期、經濟周期問題，供給才是結構、長期問題的看法，存在片面性，不符合實際。盡管供給更多涉及長期、結構、質量、效益問題，需求更多涉及短期、總量、燙平經濟周期波動問題，但是不能由此斷言供給比需求更重要。的確，供給在一定情況下雖然可以創造新需求，但是總的來說需求是目的，供給是手段，手段為目的服務，供給是為了滿足需求，供給是為需求服務的。如果需求不足，即使供給改善，經濟仍然難以增長。正是由于發明和生產出了手機，所以才產生了對手機的需求，表面上看好像是供給能夠完全獨立地創造需求，實際上最終還是因為人們有更快捷更方便更好地傳遞信息的需求，而手機正好能滿足這種需求。市場經濟是依靠有購買力的需求推動的經濟，總體而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決定需求的主要不是供給，而是購買力即收入。
供求關系是基本的經濟關系，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要分析供求，與凱恩斯主義和里根經濟學的不同在于，不是只單方面分析或強調需求或者供給，而是在分別分析需求和供給的同時，更重點綜合分析兩者的相互關系；不只是分析經濟現象，更深入揭示問題的實質；不只是分析供求的現狀表現及其直接原因，更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基本經濟制度的角度深入分析供求關系狀況的深層次原因特別是制度根源；不只是片面強調需求管理或者供給管理的重要性，更重視的是相關制度變革和創新。只有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和主張，才可能得出更全面、更深刻、更符合實際、更科學的結論，提出更合理有效的對策建議。
因此，無論是凱恩斯主義，還是里根經濟學，都有局限性，都只能參考借鑒，不能用以指導中國現在的改革和發展。我們不能只是口頭上說要堅持、發展、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分析和解釋中國經濟發展改革中存在的現象和問題，實際上卻在碰到經濟問題時，只是到西方經濟學中找工具、方法，只是搬用西方經濟學來分析和說明中國問題。正確的做法應該是盡量合理借鑒西方經濟學的需求分析和供給分析的理論和方法、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和“里根經濟學”的供給管理的政策主張，采用與時俱進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狀況及其相互關系、從供給和需求的狀況特別是相互關系及其制度根源上進行綜合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