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81年，龍安志(Laurence Brahm)以大學交換生的身份第一次從美國來到中國，此后近40年的時間里他一直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他是律師、作家，同時也是喜馬拉雅共識機構創始人和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級國際研究員。他講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歷程。
自2018年5月24日起，中國日報網每周四刊發一篇連載文章，講述龍安志眼中過去40年中國發生的巨變，敬請關注。
我永遠無法忘記1987年10月的那一天，我坐在香港的辦公室里翻閱《中國日報》，報紙頭版上的黑白字母道出了改革的春風。當時，中共十三大正在北京舉行。此次會議-宣布，中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中國的社會主義“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初級階段”。“社會主義”這個詞,將國家發展目標從開放計劃經濟轉變為發展市場經濟。
這個新訊息也引起了香港的注意。香港的商界精英們第一次意識到中國這條巨龍正在覺醒，他們能夠嗅到空氣中飄蕩的商機。就連最悲觀的懷疑論者也突然抬起頭來，將目光從香港股市投向中國大陸。
回頭看去，是在1978年舉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國領導層開始討論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可是，在發展了近30年的共產主義后，讓所有人跳出國家計劃的框架進行思考實非易事。因此，中國引入可以一小步一小步向前推進的市場改革，設定較低的門檻，以逐步實現目標。
“中國解決方案”中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沒有一個被普遍應用的單一模型。第二，以意識形態為前提來發展經濟是不切實際的。“幸運餅干”里的紙條內容很簡單：結束討論社會主義好還是資本主義好的辯論吧，拋棄理論，做行得通的事情。讓市場順其自然地發展。當市場失去控制時，就出手干預一下。如果財政措施、稅收和利率不起作用，就試試行政手段。不要在意名字如何，只要能產出結果。
幾年前，我造了一個新詞“中國有限公司”（China Inc.）來解釋中國這種制定政策的方式。我把中國的核心決策機構比作一家大型公司的董事會，他們作出決策以適應市場現實，同時制定未來5年的公司發展策略。中國的立法機構則肩負起年度股東大會的職能。最初，這個比喻在西方社會并未得到認同，但后來逐漸為政治家和新聞工作者廣泛接受和使用。
受“中國試驗”的啟發，亞洲其他國家開始發展各自版本的“融合經濟”，使用市場經濟和中央計劃的混合工具。其中，越南、老撾和馬來西亞是發展混合經濟的典型，他們根據本國的現實，走上了各自的發展道路。
雖然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但中國用自己的發展路徑向世界證明，使用市場和計劃工具，可以將匱乏經濟轉變為富足經濟，可以從貧窮轉變為小康。短短20年的時間里，中國的脫貧人口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要多。
上世紀80至90年代，中國的發展經驗告訴我們，我們需要用務實的整體經濟學來代替理論，結束理論原教旨主義的虛無辯論。經濟學應當既實用又全面。或許這就是“中國解決方案”的要義所在。
(翻譯：諶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