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持續兩個多月的香港亂局中，不少香港年輕人成為蒙面 “黑衣人”，到處實施暴行和破壞，叫囂要“攬炒”（粵語“同歸于盡”的意思）。既讓人憤慨、痛心，又值得深刻警醒和反思“暴”與“亂”背后的香港教育“病因”。
據《大公報》報道，8月25日，香港荃灣和葵青地區的暴力示威游行中，警方共拘捕36人，
年齡最小的只有12歲
。
根據香港警方的數據，6月份以來的連串暴力示威中，
至少有五名未滿16歲的學生被捕
。
本該是天真無邪的學生，卻沖到了暴力集會第一線；本來是陽光向上的青少年，卻滿目猙獰、侮辱國旗、攻擊警察......這不禁讓人要問，香港的年輕人怎么了？
《大公報》8月17日發表社評指出，香港“病”了，首先是教育“病”了。部分老師不像老師，誤人子弟；部分學生不像學生，聚嘯街頭，目無法紀。
眾所周知，在回歸之前，香港曾有100多年的英國殖民歷史。一開始，英國并沒有把香港“放在心上”，對教育也是采取放任不管的態度。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英國政府改變對港政策。為了強化英國在香港的影響力，港英政府開始按照
英國“子民教育”模式培養華人學生，在教學語言上推動
英語成為教學的主導語言。
到了20世紀70年代，香港開始推行中小學免費教育，
學校課程由當時教育署輔導示學處的督學及有經驗的教師編寫，主要是參考并基于英國蘇格蘭的各科課程。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港英政府為了便于管治，拒絕在香港的歷史課程中加入可能形成民族認同感和引起民族感情的內容。
1971年9月30日，港英政府出臺《教育條例》，明確規定師生在校內嚴禁使用“祖國”“民族”“國籍”等詞語，
同時回避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近代史，美化英國統治歷史，強調英國制度和文化的優越性等。
1997年回歸之后，香港在“一國兩制”前提下仍保有極大的自由，這種自由也體現在教育上。教材、教學體系還是以英式為主，殖民教育的方式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變。
香港的學校是由辦學團體管理的，各所學校對學生、老師、教育方針皆有自主權。香港中小學校主要可分為四大類：
官立學校、直資學校、資助學校和私立學校。但官立學校只占少數，教育署只是負責分配資源和監察學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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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學校：由各類志愿團體如教會、社會體、同鄉會等主辦和政府撥款資助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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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資學校：由法團校董會/校董會自行管理，享有按學校合資格人數計算的政府津貼，但仍可以收取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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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學校，四種管理體制，學生可以根據自身的經濟情況和條件入讀。
香港學校主要采取英式學制，學生修讀五年中學，并沒有正式的初中、高中之分(但在課程大綱中則仍分為中一至中三及中四至中五兩個階段)，中學后再學習兩年預科課程，然后報考三年制大學。
一直到2007年9月，香港才開始推行新的“三三四”學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學四年。這才終于與內地學制接軌。
在香港，教科書沒有統一規定。關于書本的印刷商，只要具有相關印刷準許證即可。各大書商會根據教育局的指引“適用書目表”印制不同類型的教科書，
由學校自己訂立購買書本名稱，由學生自行購買課本。
香港是“兩文三語”教學，即書面語以中英文并行，口語為英語、粵語、普通話兼顧。
由于長期的殖民統治，香港的中文教育一直處于弱勢地位，甚至在主權移交中國后仍然存在。
1997年9月，香港特區政府發表“中學教學語言指引”，強制公營中學在1998年新學年自中一開始推行母語教學。隨后，采用中文教學的中學不斷增加。
目前全港大約有500多所中學，但仍有100多所中學保留全英文授課，又稱“英中”。
“英文中學”除中國語文、歷史等相關科目使用粵語或普通話教學外，其他科目都采用全英文教材以及全英文授課。
從一些數據可以看到，學業成績整體較
好的學生多集中在英文中學。
在采用中文教學的課堂上，老師大多也以廣東話為主要授課語言。從教育局關于中學會考中文作文試卷的分數統計來看，香港中學生的整體中文水平仍然不令人滿意。
翻閱香港一些學生的作文，常常會發現大量的粵語式口語詞匯。比如“遲到了一會兒”寫成“遲到了小小”，“沒耐性”寫成“冇耐性”，“小弟弟”用“細佬”等很港式的行文風格。
香港的中文環境也并不算好，一些本地的媒體報章對句式要求、語句的通順流暢等，要求要比內地低得多，學生很難從日常閱讀的報章雜志上讀到規范的中文。
普通話教育的缺失，造成了香港與內地語言文化上的某種“隔斷”。在歷史教育上，這種“隔斷”體現得更加明顯。
2016年年底，有媒體曾做過一個調查，考察香港的中學歷史教育現狀。其中，關于“新中國成立于哪一年”這個問題，來自80所香港中學的300多名學生，只有27%的人能準確答出“1949”。
在香港，歷史學科分為兩個互相獨立的科目，一個是“中國歷史科”，學習中國古代到近現代歷史；另一個是“歷史科”，主要學習世界歷史。這一格局在1960年左右奠定。
在70年代，中國歷史科被設為初中共同核心課程，通俗點說，就是義務教育階段的必修課。
但1993年香港開展教育改革，中國歷史科成為選修課，地位逐漸降低。
香港回歸以后，對于教育界來說，本是個再次重視中國歷史教育，強化民族認同的大好機會。但隨之而來的教改，卻走向了反面。
按照教改規定，中國歷史被劃入“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這個大類，使得
中國歷史不再是必須“單獨成科”的課程。而且由于并沒有規定具體的科目與課程，使得擁有自主制定課程權的各學校，沒有把歷史知識系統、全面、獨立地教授，進一步弱化了歷史教育。
香港歷史博物館陳列
2016年的數據顯示，有12%的香港中學在初中階段沒有獨立的中國歷史課。而在單獨成科的學校中，有的把本來“一周兩節”的課時進行刪減，有的把“三年課時壓縮至一年教完”。
高中中國歷史課面臨的情況更嚴峻。以前，大約有三成香港高中生將中國歷史課作為選修科目。但2009年課程改革后，必考科目多了通識教育，加上新課綱提升了中國歷史課的考試難度，選擇這一科目的學生比例跌至僅10%。
一直到2018～2019年度，在林鄭月娥的推動下，香港才規定所有初中須將中國歷史課作為獨立必修科。
7月21日，香港示威者沖進中聯辦，侮辱國徽、涂鴉“支那”等辱國字眼
著名歷史學家錢穆說過：
“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的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
”
中國歷史教育的長期弱化，使得香港年輕人缺乏正確的歷史觀和國家、民族認同感。某種意義上，是歷史認知的巨大缺失，給了“港獨”滋生的環境。
2009年，通識教育被引入香港高中，在2012年成為香港版“高考”DSE（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核心科目。
通識教育科共有三大范疇“自我與個人成長”“社會與文化”“科學、科技與環境”，下設六個子單元：
通識教育最初立意本是好的，讓學生可以早點接觸社會上的知識，培養學生獨立思考以及批判性思維。
首先，由于沒有教材送審制度，通識課沒有統一的課本，教育部門雖然給了一個課綱，但只要課本內容符合課綱要求就行，不審查實際的教學內容。
從家長以及網友曝光的通識課教材來看，《今日香港》和《現代中國》這兩冊通識課本內充斥著大量抹黑中國、宣揚西方價值觀、鼓吹“占中”等內容。
香港回歸祖國后，“一國兩制”落地生根。對于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取得的成就，通識教材卻不提及，反倒通過援引“律師”和“市民”意見等，歪曲香港實際的政治、司法和社會狀況，唱衰質疑“一國兩制”，乃至用“兩制”壓制“一國”，讓青少年很難養成正確的國家觀念。
其次，通識課教師的要求非常低，只需要接受35個小時-100個小時的培訓就可以了。
這樣的情況下，通識課教師的質量參差不齊，很多老師甚至帶有主觀的政治立場。
2013年非法“占中”一說提出不久，便有教師炮制“占中”通識“教材”。更荒唐的是，教材由非法“占中”發起人之一戴耀廷擔任顧問并把關，原應教導學生明事理、行正路的“教材”，被別有用心者制成“占中行動指南”，赤裸裸地進行單方面的政治宣傳。（詳情請點擊→
看完香港學生的通識教材，嚇出一身冷汗！
）
由香港大、中、小學和幼兒園教師組成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是香港最大的單一行業工會及參與會員最多的組織，但其領導機構卻長期被反對派勢力所把持。
“教協”官網截圖。“教協”會用醫療服務等福利吸引教師加入。（注意，官網右側發表的“新聞稿”）
2016年8月，“教協”負責人葉建源公然表態支持中學生在校園內宣揚“港獨”。
今年8月中旬，“
教協”還主動發起示威活動，煽動學界去維園示威，以“強力表達”政治訴求。“教協”理事張銳輝更縱容亂港團體煽動學生罷課，稱“他們有表達政見的權利”、“老師要讓他們實踐”云云，甚至鼓動老師在校內搞沖突。
7月底，香港真道書院助理校長戴健暉以“Alvin Tai”的網名，在社交媒體上發表一條帖子，詛咒香港警察的孩子：“如果警察的孩子七歲以下，那他們活不過七歲；如果警察的孩子七歲以上，20歲前他們會死于非命。
據《大公報》報道，戴健暉上個世紀90年代畢業于香港大學歷史系，曾在津貼中學教世界歷史和通識科近20年。
還有曾任通識教育教師聯會主席的中學教師賴得鐘，被發現以“黑警死全家”標語，作為其社媒個人專頁的頭像照片。
這樣“失德”之人何以配為人師？
如今香港已回歸22年，但部分人心并沒有隨著主權移交而全面回歸，近年更滋生出激進的分離思想。
從2014年的“非法占中”到今年6月開始的“反修例”風波，可以看到參與者低齡化非常明顯，這些涉世未深、本該安心學習的年輕人，深陷暴力沖突之中，成為亂港反中的“狂熱分子”。
深究其中緣由，香港基礎教育難辭其咎。尤其是回歸以來愛國主義教育的缺失，以及外來、本土一些“黃師”（反對派教師）、反華勢力對年輕人的唆使、“洗腦”式教育等原因，致使香港年輕人的民族認同感、愛國精神缺乏。
是時候對 通識課和國情教育進行系統性地撥亂反正了。
只有引導學生建立正確的國家觀念、國民身份認同，才能徹底斬斷“港獨”伸向青少年群體的黑手。
（鐘衛平）
【責任編輯：劉世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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