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報道，中央有關部門2月28日至3月1日在深圳召開座談會，廣泛聽取香港社會各界代表人士對完善“愛國者治港”有關制度的意見。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與中央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出席了座談會。夏寶龍在會上表示，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是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的關鍵。為此，要完善有關制度，確保香港的政權機關牢牢掌握在真正的愛國者手中。
此前，夏寶龍在2月22日舉行的全國港澳研究會視頻研討會上發表有關“愛國者治港”的重要講話，釋放重磅信號。夏寶龍表示，愛國也不是抽象的，愛國就是愛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我們這個實行社會主義民主的國家里，可以允許有不同政見，但這里有條紅線，就是絕不能允許做損害國家的根本制度，也就是損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事情。
講話有關內容在香港社會引發許多討論：夏寶龍說的“愛國者治港”是否就是“愛黨者治港”？“反中亂港分子”和“有不同政見的普通市民”之間的區別和界限又在哪里？什么是“愛國者”中的“堅定愛國者”？
針對這些問題，《環球時報》記者日前專訪了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前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他全面闡明了“愛國”、“愛港”與“擁護黨”三者的關系，并分析認為，夏寶龍的講話是在向香港三個不同群體“喊話”，而對三者釋放的信號也有一定區別。
環球時報：夏寶龍22日作出有關“愛國者治港”重磅講話后，港內出現很多聲音。有人稱，這是“要愛國，先愛黨”；還有人稱，這不是“愛國者治港”，而是“愛黨者治港”。您怎么看這些說法？
劉兆佳：有些人在刻意誤讀夏寶龍的講話，夏寶龍在講話中從未提到“愛黨”的要求，他所強調的要求是：要尊重回歸后香港的憲制秩序，即尊重和擁護國家憲法與基本法。而國家憲法第一條就已明確：“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認為可以從“負面清單”的角度來理解夏寶龍的話：你可以不“愛黨”，可以不信仰共產主義，不信仰社會主義，但你不能采取行動，去試圖改變“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事實，不能違反憲法和基本法的有關規定。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夏寶龍的論述也是在糾正長期以來香港一部分人對“愛國”概念的誤讀，即愛一個抽象的“文化中國”“歷史中國”“民族中國”，并將之與現實中存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立，然后以此為由，做一些事情損害、破壞、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夏寶龍的講話是針對這些人和他們的行為，明確地劃下一條“紅線”。
環球時報：您認為香港社會到底該如何理解“愛國”、“愛港”、“擁護黨”三者的關系？過去，港人在理解這一問題上有哪些常見的誤區？
劉兆佳：長期以來，很多香港人都無法正確理解這三者間的關系，因為他們大多從香港本地出發，把香港當作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但卻從沒真正認真考慮過香港人對國家的責任和義務，基本法對這方面內容提及得也很少。
一些香港的反對派也利用這一點大做文章，把香港的利益與內地、國家和中央的利益對立起來，宣揚“既然要保護香港利益，就不能讓中央插手香港事務，否則會對香港不利”等論調，并把這當作動員民眾參與“抗爭行動”、推動他們認為的“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理據。而這種論調一度在香港頗有市場，因為不少香港人仍然有“反共反中”的傾向。
但是，他們忽略的一個事實是：“一國兩制”這一政策本身，就是建立在國家和香港的共同利益之上，對國家發展、香港維持原有制度和生活方式、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都有利，而這一制度的創制者正是中國共產黨。正如夏寶龍那天在講話中所說：一個人如果聲稱擁護“一國兩制”，卻反對“一國兩制”的創立者和領導者，那豈不是自相矛盾？所以，“愛國”、“愛港”和“擁護黨”，三者在方向上和利益上是統一的。
當然，我不敢說內地和香港在利益上完全沒有矛盾，但整體來說，香港和國家就是在事實上構成了一個命運共同體。最明顯的例證就是，西方在打壓中國時，也在同時打壓香港，不管香港人承認還是不承認，西方國家已經把香港當成了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還有一部分反對派，他們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一手締造和建立起的”的事實，把一些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的法律和措施曲解為“共產黨為維護自身統治”，然后打著“愛‘文化中國’‘歷史中國’‘民族中國’”的旗號，實際卻做著反對現實中的中國和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情。
對于這些人，夏寶龍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中央絕對不能容忍這些人繼續打“愛國”旗號，他們在政治上也不會有任何前途。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不容動搖的，中央也會不惜一切維護中國的國家安全、主權和發展利益，這也是中央對香港反對派提出的一次非常嚴重的警告。
環球時報：夏寶龍主任還有一段話是，“愛國者治港”不是要搞“清一色”，一部分市民對國家和內地了解不多，甚至對國家和內地存在各種成見和偏見。對這些人的取態，中央是理解和包容的，也堅信他們會與反中亂港分子劃清界限，積極參與香港治理。這其中所說的“中央可包容的、對國家和內地存在成見和偏見的香港市民”和“反中亂港分子”區別的界限在哪里？夏寶龍這段話又是在向香港社會釋放什么信號？
劉兆佳：上世紀，中央當年之所以制定“一國兩制”這一方針，就是承認了“香港存在不少人對中共、中國和社會主義有偏見、有成見”這一事實，并因此決定不把內地這一套在香港實施，而尊重香港的獨特性。“一國兩制”本身就是為這一目的而創制的。
但是，允許香港人在心理上、精神上不喜歡內地及其制度，不等于說你可以采取行動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結束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或改變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
另外，我認為夏寶龍其實是同時在向三種對象喊話，而對三者釋放的信號也是有一定區別的。一是針對激進的反對派，如果他們仍繼續越過“紅線”，他們的結局會非常悲慘。
二是針對普通市民，告訴他們“一國兩制”的基本政策方針并沒有改變，只要不做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情，擁有的自由和權利都不會改變，普通的批評、罵一罵，料想中央也不會就不容忍，而且未來在一個更良好的政治社會局面下，民主發展的前景可能反而更美好。
三是針對有從政意愿的人，對于這部分人來說，中央有更嚴格的要求，即成為“堅定的愛國者”，不僅不能做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情，還需要主動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并必須效忠中央政府，接受中共的領導。
環球時報：在夏寶龍的講話中，“愛國者”中還有一部分“堅定愛國者”，他們來擔任重要崗位、掌握重要權力、肩負重要的特區管治責任。您怎么理解“堅定愛國者”這個定義？中央對他們比一般的“愛國者”有哪些更高的要求？
劉兆佳：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香港特區管治團隊可能會面臨越來越復雜多變、越來越艱難、越來越激烈的政治斗爭。在這種局面下，中央對治港的“愛國者”有更高要求是必然的，他們不能只集中于香港內部的一些行政管理，還需要有國際視野，了解國際大局，有國家意識，了解國家所面對的各種問題和挑戰。
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治港的“堅定愛國者”需要關注到香港內部那些不會善罷甘休的內部敵對力量，他們一定會繼續尋找任何機會繼續爭取自己的目標。“堅定愛國者”需要有高度的戰斗力和團結性，來應對這些斗爭。
具體來說，治港的“堅定愛國者”不僅要嚴格執行國安法，還要積極主動地推動各種與維護國家安全有關的制度建設和法律改革，而且這種改革不僅是在管治領域，還應涉及到教育、媒體、司法等各個領域。
國安法只是一個開頭，還有大量的具體工作需要“堅定愛國者”們去做，其中也包括對香港選舉制度的改革。
（白云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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