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牛山紅軍壯舉紀念碑。
攝影:李驚亞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李驚亞、崔宇
“當兵就要當紅軍,處處工農來歡迎,官長士兵都一樣,沒有人來壓迫人……”63歲頭發花白的陳德昌每當輕聲哼起這首歌,心中總會升起一股難以名狀的情愫。
這首曾流傳于中央蘇區的民歌《當兵就要當紅軍》,是他的父親生前最喜歡的歌曲,從小陳德昌就時常聽到父親唱起,在心里深深埋下了種子。他知道,這是父親在部隊時經常和戰友們唱起的歌。有時他也在思索,父親唱歌時的心境。或許,那些跳崖犧牲的戰友們,會在低沉的旋律中,一個個都活過來吧。
那是一段塵封已久的悲壯往事。
“寧可死,也絕不打老百姓”
陳德昌的父親叫陳世榮,原名何步榮,出生于1915年,籍貫湖南郴州市汝城縣,9歲父母雙亡,12歲參加游擊隊,從家鄉出發到達井岡山,在紅六軍團十八師五十二團任司號員。
1934年8月,奉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中央代表任弼時、軍團長蕭克、政委王震率長征先遣隊紅六軍團兩個師六個團共計9700余人從湘贛根據地突圍西征。陳世榮當時19歲。
10月5日,紅六軍團五個團進入貴州省銅仁市石阡縣。
石阡位于貴州省東北部、銅仁市西南部,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明永樂十一年(公元1413年)貴州建省設石阡府,1914年改府為縣。石阡縣是仡佬、侗、苗、土家族等多民族聚居地區,同時受到荊楚文化與巴蜀文化影響。
7日,紅軍遭遇桂敵,甘溪戰斗失利,紅六軍團被截為幾段,陷入湘桂黔三省敵軍24個團重圍。部隊分頭突圍轉戰,15日抵達龍塘朱家壩,準備從板橋渡石阡河去印江,不料被敵軍先抵板橋設防,敵我咫尺。
16日,困牛山戰斗打響。軍團從朱家壩向南轉移,擬二進甘溪出石阡。紅十八師師長龍云和五十二團團長田海清率800多名紅軍戰士斷后,目的是拖住全部敵軍和地方民團。
困牛山山勢南高北低,隨處可見懸崖絕壁,像一頭巨牛靜靜伏臥著。當年的石阡百姓還過著刀耕火種的生活,為防止野獸侵襲,每年燒山,山上雜草叢生、樹木稀少。困牛山南、西、北三面有黑灘河環繞,只有東部的地勢稍緩。南端的虎井溝,寬不足10米,長約300米,靠著困牛山的懸崖,最高有70多米。
陳世榮生前向家人回憶,紅軍剛上困牛山就聽到土匪打槍,發覺被埋伏。紅軍與敵血戰,師長龍云率200余人沖出重圍,但由于頭一天部隊誤食桐油,很多戰士拉肚子,加之老百姓被敵人裹挾走在前面,不便展開戰斗,團長田海清壯烈犧牲,部分紅軍一步步被逼到虎井溝懸崖邊。
“當時他們連長喊,把槍甩下河去,一起跳崖,我們不能落在敵人手里。”陳德昌說,“父親說,跳崖的時間在下午,他知道崖很深,但他怕傷到老百姓,沒有狠狠地打,他也不愿做俘虜,寧可跳崖。”
陳世榮個子小,又拉肚子,渾身沒勁,跳下去就被一根藤纏住了。等敵人散去,第二天天快亮時,他抓著藤從虎井溝爬出來,把身上的號和馬燈藏起來,沿著黑灘河往出走。
一起爬出來的還有兩個幸存的紅軍戰士,他們到川洞就分手了。陳世榮從川洞打石場走到水井坳后,被土匪捉住要殺,一個路過的地主說:“他還是個娃娃,殺他搞哪樣,殺了是灘血”,把他救了下來。后來陳世榮被當地人陳國善收養。
“我爺爺見到我父親的時候,我父親頭上的彈傷都生了蛆,后來我父親改了陳姓,定居在馬槽溪村,在這成了家,一直給我爺爺養老送終。”陳德昌說。新中國成立后,陳世榮擔任農會主任、大隊書記27年,他后來又認識了兩個幸存紅軍,他們一直有往來,每年都要去跳崖的地方祭奠戰友,直到陳世榮2001年去世。
陳德昌在石阡縣大沙壩鄉衛生院當醫生,父親去世的第二年,陳德昌入了黨。他說,父親生前經常想念部隊,想起紅軍時候的生活,唱紅軍的歌,父親對家人的叮囑至今在他腦海中回響:“全國解放不容易,你們都要珍惜,要好好工作,好好務農。”
“紅軍跳崖人數在100人左右”
當年的困牛山村屬于石阡縣和思南縣的交界地帶,兩縣對這段悲壯的歷史都沒有記載,因此一直塵封著。上世紀70年代,當地公社還組織群眾下河打撈紅軍戰士遺骨,但很少被外界知曉。
2001年,38歲的楊又鑄任石阡縣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一次偶然的機會,他接觸到困牛山戰斗相關資料,他問身邊同事:困牛山到底在哪?沒有人能說清楚。
楊又鑄曾在鄉鎮工作,有不少熟人朋友,他就托人四處打聽,后來聽說龍塘鎮有困牛山這么個地方。“我在龍塘鎮找到困牛山村,一去就碰到一個90多歲的老人,他親眼看見紅軍跳崖,還有其他目擊者,他們帶我去看了跳崖的地方。”楊又鑄說。
在之后的兩年時間里,楊又鑄走訪了困牛山村及周邊十多個村莊的100多名親歷者、親歷者后代和幸存紅軍后代。其中,目擊當年紅軍跳崖的村民9人,都已八九十歲高齡,而能確認身份的幸存紅軍已全部離世。
為把這件事情搞清楚,楊又鑄多次專程到貴陽,懇請一些老黨史專家幫忙搜集資料,“他們聽說后都很感動,想到實地祭拜,但那時從貴陽到石阡坐車要兩天,這個心愿一直沒有實現,我就在石阡做實地調查,他們幫忙豐富完善資料,有的專家甚至到北京,去軍事博物館抄錄資料。”
在走訪中,蔡應舉、滕久全、安天明、姚祖華、張著明等見證者,向楊又鑄回憶了讓他們畢生難忘的困牛山戰斗:那天,他們聽到“黑灘河溝里槍聲嚯嚯地響”,“首長(團長田海清)被打死,紅軍戰士放聲大哭的聲音”。看到跳崖的凈是些十五六歲的娃娃,跳崖犧牲的紅軍“一窖窖”(意思是“一群群”),“一個紅軍飛下崖去屁股插在樹樁樁上”。
你一言我一語,塵封的歷史越來越清晰。有人說,紅軍到了困牛山,給孤寡老人田大娘十多塊大洋,還有人說,住宿盧萬培家屋檐下的紅軍走時留下一段黃州白布。
“這些老人回憶,紅軍不怕死,與敵人肉搏,打穿制服的敵軍一槍一個準,只是不打拿棍棒的百姓,把槍打得很高。”楊又鑄說。困牛山戰斗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在虎井溝河邊一帶,到處都能見到紅軍烈士的遺骨。
據貴州省黨史專家綜合分析黨史、軍史資料、歷史檔案記載,以及實地走訪調查和考察,紅軍跳崖人數在100人左右。
國民黨軍隊離開后,群眾明白紅軍并不像國民黨說的那樣,很多人冒著生命危險,出來救護紅軍,待傷病治好,體力恢復后,又送紅軍上路到印江縣尋找主力部隊。除了陳世榮,被村民主動救了下來的紅軍還有很多。群眾不怕國民政府查辦,收藏紅軍遺物、安埋尸骨,傳頌紅軍故事。
新中國成立后,失散紅軍得到黨和政府的關懷愛護。陳世榮常應邀到附近學校等單位講述當年紅軍跳崖的英雄事跡,每次都深深打動師生心靈,引起強烈共鳴。蔡應舉常說:“紅軍、紅軍,血肉相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紅軍就沒有我們的幸福生活。”
2004年是紅軍長征出發70周年,楊又鑄拿出自家準備購買小轎車的10萬元,自費出版了心血著成的《困牛山紅軍壯舉》一書。
“紅軍在面對百姓誤解,把他們當成匪來打的情況下,依然把百姓當親人,把生的希望留給百姓,自己選擇了死,這是怎樣的一種精神?”楊又鑄感嘆說,“出版這本書,是貴州一批老黨史工作者的心愿,那么多紅軍犧牲在這個地方,連名字都沒有留下,我作為基層一名黨史干部,有責任把這些記錄下來,或許能讓世人受到一點點啟發。”
“雖硝煙散盡,但豐碑永存”
如今的石阡縣,雖屬于武陵山集中連片特困區、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但資源富集:擁有世界少有、國內獨有且儲量豐富的地熱礦泉水資源,有面積38.5萬畝且獲“中國馳名商標”的苔茶資源,有儲量達15億立方米,品種達22個之多的石材資源,是“中國溫泉之鄉”“中國礦泉水之鄉”“中國苔茶之鄉”等。紅軍兩進石阡,留下大量的紅色革命印跡,1992年石阡被列為貴州首批歷史文化名城。
這些年,46萬石阡人民正發起另一場決戰:2014年到2017年共實現7萬人脫貧,目前的貧困發生率已降至9.12%。2173平方公里的紅色土地上生機盎然。
紅軍跳崖的故事仍在當地流傳著,老人、孩子耳熟能詳。今年50歲的困牛山村村支書張國玉記得,自己從小就經常跟隨爺爺和父輩們到虎井溝的懸崖下給紅軍燒紙祭奠。
“不光我們家,很多村民清明都要來,虎井溝路邊的巖石都被焚香化紙熏得漆黑。”張國玉說,“聽老人講,當年國民黨拿群眾當人質,紅軍不愿意傷害群眾,很多人從崖上跳下來,凈是些年輕娃兒。”
2008年,石阡縣委縣政府與紅二方面軍后代共建困牛山紀念碑,蕭克將軍題寫“困牛山紅軍壯舉紀念碑”碑名,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撰寫碑文,9位老紅軍、老將軍題詞。
困牛山紀念碑位于困牛山村趙家山組,距離石阡縣城40多公里。連綿的大山遠接天際,一片蒼翠中掩埋著多少忠骨,沒有人知道。位于半山腰的“困牛山紅軍壯舉紀念碑”高10.5米,底座長9米、寬3米,呈火炬狀。碑主體右為紅六軍團軍旗,左為困牛山,旗與山融為一體成豐碑。
碑座下方,刻有“千秋功績在、碑樹人心中”“名垂青史、光照后人”“長征英烈、永垂銘記”等字樣。
困牛山戰斗遺址建成后,一直由村里負責維護,張國玉和村干部經常輪流打掃這里。2015年,一些紅軍后代曾來此祭掃,栽種下的十幾株常青樹至今枝繁葉茂。
順著陡峭的山坡往下走,當年紅軍跳崖的地方雖然找得到,但已經荒草叢生了,接近懸崖頂處邊緣,可聽到下方河灘的湍急水聲。到崖底有一條小路,非常難走,需要步行一個多小時。
硝煙散去幾十年,困牛山下,村民過著寧靜安詳的日子。困牛山村是個少數民族村寨,現有人口1379人,其中貧困人口415人,村里通過養豬、種花椒和蜂糖李等特色產業帶動脫貧,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8年已接近6000元。
張國玉說,2014年,困牛山戰斗遺址被列為銅仁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后,來參觀的單位和個人越來越多,吃苦耐勞、勇往直前的長征精神激勵和鼓舞著更多人。
“據我們所知,這是中國革命戰爭時期發生的最大規模的跳崖壯舉。”貴州省長征研究專家、遵義醫學院教授谷松嶺說,困牛山紅軍跳崖,是愛民壯舉、民本壯舉、英雄壯舉。
貴州省委黨史辦副主任覃愛華做講座,經常講到困牛山紅軍跳崖壯舉,打動了不少來自全國各地的聽眾,沒想到歷史上曾真真切切發生過這些事,紅軍有這么壯烈的事情,聽眾們也體會到了新中國創建的艱辛。
“長征先遣隊后來為了策應中央紅軍,堅持在根據地斗爭,做出巨大犧牲,體現出顧全大局、勇于犧牲的精神。”覃愛華說,“我們有幸,生在和平年代,雖硝煙散盡,但豐碑永存。”
（李驚亞、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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