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運河考古展現多彩歷史畫卷

圖為中國大運河遺產分布示意圖。摘自《大運河遺產保護與管理總體規(guī)劃》（2012—2030）

10年前的6月22日，中國大運河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目前，全球共有500余條運河，其中6條運河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些運河基本上都是在工業(yè)革命前后開鑿的，唯有中國大運河是農業(yè)時代開鑿的，是起源最早、規(guī)模最大、長度最長的運河。

中國大運河是古老中國的工程之河、交通之河，也是中華民族的文明長河、精神長河。自7世紀以來，經歷中國各個朝代，直到現代中國，大運河一直是維系經濟政治統(tǒng)一的強大因素，也是重要的文化交流場所。它創(chuàng)造并維持了居住在運河沿線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在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內影響了中國的大部分地區(qū)和人口。

大運河是一部工程技術、地理水文、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考古，則是打開這部書的方式之一。通過考古學的視角，可以看到一條歷史與現實交融的深沉博大的運河，一條歷經滄海桑田真實生動的運河。

據統(tǒng)計，我國大運河考古的文物點有400余個。新時代以來，北京、河北、天津、山東、江蘇、浙江、安徽、河南、陜西等運河九省（市）共開展200余項運河考古工作，60余項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7處、百年百大考古發(fā)現2處、新時代百項考古新發(fā)現6處。目前，由運河沿線省（市）24家考古文博單位聯袂推出的“運載千秋——新時代大運河重要考古成果展”正在揚州中國大運河博物館展出，以慶祝大運河申遺成功10周年。

運河考古展現了一幅幅絢爛的歷史畫卷，充分揭示了中國大運河作為世界遺產所具有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對大運河的價值闡釋發(fā)揮了關鍵作用。對于當下正在推進的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和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考古也凸顯出舉足輕重的作用。

水道、水工遺存展現運河體系形成

運河河道本體與相關水工設施是運河遺產的核心內容和價值所在。河北永濟渠調查，安徽、河南通濟渠考古與調查，陜西漕渠考古，江蘇淮安清口水利樞紐遺址和板閘遺址、鎮(zhèn)江鐵甕城西側孫吳水道遺跡和京口閘遺址、儀征攔潮閘遺址、如皋隋唐掘溝遺址等實證了大運河遺產價值的科學性與真實性。

漕渠是漢武帝為解決長安糧食問題在元光六年開鑿的運河。隋開皇四年（公元584年），隋文帝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在漕渠基礎上鑿修成廣通渠，“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余里”。10余年來的漢唐漕渠與昆明池遺址考古，確定了漢唐昆明池的池岸線，進、出水口，發(fā)現了與文獻記載一致的漕渠與昆明池間的溝渠聯系，清晰而明確地揭示出漢唐時期國家水利工程的宏偉面貌。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南北長期對峙。曹操為統(tǒng)一北方，開鑿睢陽渠、白溝、利漕渠、平虜渠等運河，構成了黃河兩岸重要的水路交通網；孫權開破崗瀆，溝通秦淮河與太湖水系，占據江東；梁武帝鑿上容瀆，西晉惠帝開西興運河。魏晉南北朝早期運河的開鑿，為隋唐大運河的開通奠定了基礎，成為隋唐大運河的先導工程。揚州隋煬帝墓、南京建康城運瀆遺址、長干里梁代國門遺址、鎮(zhèn)江破崗瀆等的考古調查與發(fā)掘成果表明：江蘇六朝至隋的早期運河體系為全國最早形成的較為完備的運河體系。

安徽省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通濟渠宿州段、淮北段、商丘段、鄭州段的考古調查與發(fā)掘，成果豐碩，對隋唐運河不同河段結構、河道演變以及文化遺存埋藏情況有了比較全面的認識。靈璧鳳山大道隋唐運河遺址，首次在運河考古中發(fā)現利用自然河道拓寬通濟渠的證據，實證了《隋書》中關于通濟渠開通的記載，完整地揭露河段并呈現運河開挖、使用、淤塞、清淤及廢棄的全過程，確認了主、副航道的漕運模式以及“木岸狹河”河道工程設施。2023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永濟渠（河北段）進行了全面系統(tǒng)的考古調查與勘探，開展永濟渠（衡水段、邯鄲段）考古勘探，確定了故城縣永濟渠故道唐宋武城遺址，進一步明晰了永濟渠相關遺跡及故道在衡水、邯鄲境內的保存及流經情況。

淮安板閘是大運河清江浦段上的五閘之一，為明永樂十四年（1416年）平江伯陳瑄所設，以節(jié)制水流，便利通航。板閘自此開啟繁華盛景，發(fā)展成為運河上的新興城鎮(zhèn)。板閘遺址搶救性考古發(fā)掘，總面積約5500平方米。此次發(fā)掘發(fā)現了水閘、古河道和建筑基址等遺跡，出土了3000余件器物，對于研究明清水利史、稅收史及古代水利工程學等都具有重要意義。

聚落、城鎮(zhèn)考古見證運河沿線繁華

運河聚落、市鎮(zhèn)、城市考古取得重大進展。無錫泰伯瀆梅里遺址、淮安盱眙泗州城遺址和新路遺址、常州溧陽古縣遺址、徐州地下古城遺址和下邳故城遺址的考古，見證了運河繁華，反映了運河主干線和支線交織的網絡結構對古代中國社會經濟發(fā)展的促進作用。

吳越地區(qū)是最早開鑿運河的區(qū)域。江蘇無錫發(fā)現的商周時期的梅里遺址，與泰伯瀆和吳故水道關系密切。浙江紹興亭山遺址群顯示出越國山陰故水道的聚落景觀，《越絕書》載：“山陰故水道，出東郭，從郡陽春亭，去縣五十里。”山陰故水道的開鑿，便利了越國都城區(qū)域的東西水運交通，推動了越國的經濟發(fā)展和國力增強，為浙東運河的開鑿奠定了基礎。

溧陽古縣遺址考古發(fā)現了城內干道和城外環(huán)城路網，揭露了南城門、東城門、西城門和城外的排水系統(tǒng)，周邊發(fā)現水渰與水壩遺存，顯示出“開瀆筑埭，墾種農桑”生產方式，確認為六朝“永平”“永世”縣治所在，是與六朝早期運河系統(tǒng)具有密切關聯的一座縣城遺址。

泗州城地處淮河下游、汴河之口，遺址總面積249萬平方米，康熙年間沉沒于洪澤湖水下。南京博物院主持的泗州城考古，發(fā)掘清理面積2.85萬平方米，對研究我國古代州城制度、城市格局、城市建筑具有重要價值。

鹽業(yè)、手工業(yè)考古揭示運河成為經濟發(fā)展和文化傳播脈絡

鹽業(yè)考古、手工業(yè)考古展現出大運河沿線的手工業(yè)與鹽業(yè)經濟對中華文明興盛發(fā)展的突出貢獻。

鹽業(yè)考古是大運河考古的重要內容。西漢前期，吳王劉濞建都廣陵（今揚州），煉銅鑄錢，伐木造船，煮海為鹽，開鑿了西通揚泰、東達海濱的運鹽河。運鹽河初期西接吳國的邗溝，東至海陵倉，被稱為茱萸溝。2023年，江蘇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連云港、鹽城發(fā)現了春秋、晚唐五代至宋元明清時期鹽業(yè)遺址90余處，發(fā)現與鹽業(yè)生產中引蓄水、曬灰制鹵、淋鹵等相關的遺跡，印證了文獻中“團煎法”的記載，填補了兩淮鹽業(yè)考古的空白，揭示了兩淮鹽業(yè)為推動中華文明興盛發(fā)展與繁榮作出的突出貢獻。

大運河的開鑿與貫通帶來了運河沿線手工業(yè)、陶瓷業(yè)、造船業(yè)為主要產業(yè)的經濟發(fā)展和繁榮。河北邢窯、浙江越窯及龍泉窯、安徽淮北烈山窯遺址、江蘇蘇州陸慕元和塘古窯址群考古，見證運河沿線手工業(yè)經濟取得的輝煌成就。烈山窯燒造于宋元時期，或為文獻中記載的“宿州窯”，其產品受到北方定窯、磁州窯和鞏縣窯的技術影響，為古代瓷業(yè)“北瓷南傳”傳播路線提供了重要證據。其生產的宋三彩和大型琉璃建筑構件或通過運河直接供應北宋皇宮，規(guī)模較大的宋金時期饅頭窯爐亦為國內窯址所罕見。明清時期，蘇州陸慕地區(qū)專為宮廷燒制建筑用磚，因顆粒細膩，質地密實，敲之作金石之聲，被稱為“御窯金磚”。2021年至今，蘇州考古研究所發(fā)現了窯爐、晾坯區(qū)、沉淀池相關遺跡與明清“金磚”實物，確認元和塘古窯址群是蘇州已發(fā)現的分布范圍最廣、延續(xù)時間最長、等級最高的窯業(yè)遺存。

遺址公園展示運河遺產保護利用成果

大運河考古發(fā)現的重要遺存與遺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護和利用。

大運河南旺樞紐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北京大運河源頭遺址公園、淮安大運河板閘遺址公園、宿州大運河遺址公園、洛陽回洛倉遺址公園、寧波明州羅城望京門遺址公園、揚州隋煬帝陵遺址公園等都已經建成開放。

大運河沿線的港口碼頭考古見證了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鑒。張家港黃泗浦遺址是唐宋時期長江入海口南岸的港口集鎮(zhèn)，是隋唐時期遣唐使船停泊的港口。黃泗浦遺址考古歷時10年，發(fā)現了唐宋河道、房址、水井等遺跡，出土了大量來自全國各地窯口的瓷器，見證了千年前黃泗浦“出江大口”的盛況，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陸路和海運交通等提供了新的考古學資料。南通如東縣國清寺遺址，始建于唐元和年間，是最后一批遣唐使、日本佛教天臺宗僧人圓仁入唐求法的起點。目前，國清寺遺址與黃泗浦遺址公園都已初步建成開放。

開封州橋是北宋東京城御街與汴河段交叉點上的標志性建筑。州橋遺址掘探坑的深度達17米，地下水位高，發(fā)掘難度大。從一開始，考古發(fā)掘、文物保護、遺址展示三方面就同步推進，市民可通過預約參觀發(fā)掘現場，其邊發(fā)掘邊保護邊展示的方式值得借鑒。

大運河考古是中國考古年輕的分支。用考古的方式閱讀運河，可以讓更多古老的運河遺產煥發(fā)出新的光彩。（作者為中國考古學會大運河考古和保護專業(yè)委員會主任 林留根）

本版圖片均為揚州中國大運河博物館提供

版式設計：蔡華偉

《 人民日報 》（ 2024年06月23日 第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