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12月5日電（中國日報記者趙旭）"當我凝視黑猩猩的眼睛時，看見的是一個正在進行思考與推理的個體回望著我。" 珍·古道爾（Jane Goodall)在2017年《國家地理》推出的紀錄片《珍》中說道。
這部影片從超過100小時的未公開影像中剪輯而成，生動記錄了這位如今享譽全球的靈長類動物學家在20世紀60年代坦桑尼亞岡比國家公園的研究歷程。
這位享有世界聲譽的英國動物學家、靈長類專家和動物保護人士于今天結束她為期六天的中國之行離京。在北京期間，于今年4月份度過90歲生日的古道爾和許多中國熱愛環保和動物的青少年一起，慶祝她發起的"根與芽"（Roots & Shoots)項目在中國落地30周年。
上周六中午，古道爾剛剛抵達北京幾個小時后，就出現在中國科學技術館，與來自全國各地的"根與芽"項目成員交流他們的故事。
其中一支獲得"成長獎"的團隊來自中國東部沿海城市青島，他們開展的活動包括繪制當地水資源地圖以及保護生活在中國黃海海灣的瀕危東亞江豚。江豚保護促成了青年學生們與熟悉江豚生活環境的當地漁民的合作。
學生們還為漁民的孩子提供免費課程輔導——這正是古道爾一直提倡的社區型保護的典范。
動物們所經歷的痛苦和創傷永遠會讓古道爾動容。1966年，古道爾眼睜睜地看著一場毀滅性的脊髓灰質炎（小兒麻痹癥）疫情襲擊了岡比國家公園的黑猩猩們——這個公園今天因古道爾在這里對野生黑猩猩進行的長期研究而聞名，是全球關注黑猩猩保護和行為研究的重要地點之一。
一只名為麥格雷戈（Mr. McGregor)的黑猩猩由于這場疫情失去了雙腿，胳膊也完全無法使用。"我們很快發現可以為黑猩猩接種疫苗。這可能有些亡羊補牢，但如果我們當初沒有這么做，疫情或許會持續下去。"古道爾在多年后的采訪中回憶道。"但麥格雷戈的情況太嚴重了，我們只能為他執行安樂死。"
當記者提到一些科學家認為她不應該對任何自然過程進行干預時，古道爾回答道："抱歉，我不在乎別人怎么說……我無法眼睜睜看著一個動物受苦，就像我無法眼睜睜看著一個人受苦卻袖手旁觀一樣。"
今天，古道爾被視為一位學科的開拓者，然而在她1960年初到坦桑尼亞的岡比國家公園的幾個月里，古道爾卻將自己形容為一只"白色猿猴" （white ape)——一個迫切希望被她的這些長臂親戚接納的闖入者。
轉機出現在一個清晨。古道爾回憶說，在"翻越三個山谷尋找黑猩猩卻一無所獲"后，她終于遇見了一只她在過去幾個月里早已熟悉的成年雄性黑猩猩。這一次，他沒有逃跑。
這只黑猩猩因下巴上獨特的一撮白毛被古道爾命名為"大衛·灰胡子"（David Greybeard),他是第一只給予古道爾信任的黑猩猩。也正是通過對他的觀察，古道爾首次揭示了黑猩猩具有工具制造能力。
"我屏住呼吸，看著大衛走向一個白蟻巢，折下一根小樹枝并剝去上面的葉子。這是對現成物體的改造，是工具制造的最原始形式。"古道爾回憶道。黑猩猩用這根小樹枝從蟻穴中取出了白蟻。
"在20世紀60年代初，許多科學家仍認為只有人類擁有思想和理性思考的能力。幸運的是，我沒有上過大學，對這些陳舊理論一無所知。"她說道。
也正因如此，古道爾才被當時世界著名人類學家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選中，前往野外研究黑猩猩。利基希望找到一個不被現有理論限制的人，而在古道爾身上，他看到了對知識的渴求、對動物的熱愛以及非凡的耐心——這些品質至今仍與她同在。
1960年，古道爾的發現引發了學界的轟動。利基甚至發來一封電報，寫道："現在我們必須重新定義人類，重新定義工具，或者接受黑猩猩是人類的一部分！"
作為人類學家，利基派古道爾研究猩猩是為了深入了解人類石器時代的祖先們，而對于古道爾來說，與這些動物的互動，尤其是與一只名叫弗洛（Flo)的母黑猩猩及其孩子們的相處，對她的成長"意義重大"。
"弗洛具備一切一只母黑猩猩應有的特質——她對子女一往情深，她與他們玩耍，對他們極盡支持。這也是我的母親對待我的態度——她生前一直不遺余力地支持我。"古道爾說道。她的母親瑪格麗特·邁凡薇·約瑟夫（Margaret Myfanwe Joseph, 1906-2000)是一位作家，一直以筆名瓦妮·莫里斯-古道爾（Vanne Morris-Goodall)發表作品。從古道爾個人的文字來看，她的母親很顯然將寫作的天賦遺傳給了她。
1967年3月4日，在與荷蘭貴族兼野生動物攝影師雨果·范·勞維克（Hugo van Lawick)喜結連理三年后，古道爾成為了一名母親。兩人的緣分始于1962年，那年9月，《國家地理》委派勞維克前往岡比拍攝記錄古道爾的研究工作。
起初古道爾對《國家地理》的這個決定并不十分歡迎，她已經習慣了獨處。然而她很快就發現，勞維克除了煙癮很大以外，還是一個對待工作的完美主義者，是一個與她一樣從小就熱愛動物的人。在勞維克的鏡頭下，古道爾展現出活潑調皮的一面， 譬如伸出舌頭做個鬼臉。
兩人相處幾個月后，勞維克結束工作離開了岡比。他走后發給古道爾的第一封電報是："你愿意嫁給我嗎？""我愿意！"古道爾答復說。
古道爾給他們的兒子起的小名是 "蟲蟲"（Grub),這顯然和她對大自然的熱愛是密不可分的。古道爾回憶說，成為母親后，她才真正理解"當有人靠近幼崽時，母黑猩猩憤怒揮舞手臂發出威脅時的那種情緒"。
然而，讓母猩猩感到憤怒的人里并不包括古道爾。1967年，當弗洛生下兒子弗林特（Flint)時，古道爾已經是這個黑猩猩社區的非正式成員了。在勞維克的鏡頭下，古道爾與幼年弗林特玩耍，用一只玩具黑猩猩試圖吸引他的注意。古道爾孩童時期，她的父親曾經送給她的一只毛絨玩具黑猩猩。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她對這只玩具猩猩珍愛異常。
童年的古道爾就顯示出對動物的強烈興趣。正因如此，當一位同學邀請她前往對方在肯尼亞的家族農場時，古道爾興奮地答應了。在那里，古道爾見到了利基，并向這位人類學家展示出了自己作為研究者的潛力。
20世紀60年代，古道爾對黑猩猩能夠制造簡單工具并且擁有復雜感情的觀察挑戰了人類獨特性的傳統觀念，在西方社會引發了強烈的反響。一些人試圖以她年輕女性的身份貶低她的研究的學術價值。盡管如此，古道爾的名聲還是不斷攀升。
"我成為了《國家地理》的封面女郎，有人說我的名氣來自我頎長的雙腿……當時我已經需要通過自己籌款來繼續我在岡比的研究，于是我利用了這鵲起的聲名。"古道爾在2017年的紀錄片中坦言。
紀錄片中大量鏡頭展示了20世紀60年代的古道爾——她身穿標志性的卡其色襯衫和短褲，穿梭于岡比保護區的叢林中。這些由勞維克拍攝的影像資料長期存于《國家地理》的檔案中，2014年才被重新發現。而此時距離勞維克去世已經12年了。（古道爾與勞維克因為工作原因聚少離多，兩人于1974年離婚但一直保持著好友的關系，直到勞維克于2002年離世。）
1977年，古道爾創立了"珍·古道爾研究會"（Jane Goodall Institute, JGI),以推動岡比的研究項目。她同時還在非洲和其他地區推動多個以社區為中心的保護與發展項目，其中就包括旨在激勵年輕人的"根與芽"（Roots & Shoots)項目。
在過去幾十年里，岡比國家公園的研究所為許多女科學家提供了科研環境，這在古道爾剛剛開啟她的研究的時候是不可想象的。那個時候，"靈長學類"是一個完全由男性統治的學科。除了通過JGI發起項目支持女性科學家，古道爾還為年輕非洲女孩提供生殖健康教育，并通過獎學金資助她們中的部分人完成大學學業。
當年完成高中教育的古道爾，因為家庭經濟條件所限無法入讀大學。在她的恩師利基的幫助下，古道爾于1962年進入英國劍橋大學學習并于1966年獲得博士學位，她也因此成為第八位在未持有學士學位的情況下被獲準攻讀博士學位的人。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目睹自然環境的持續惡化后，古道爾將自己的精力投入到環境保護的倡導工作中。如今已年屆90歲的她，依然每年有約300天奔波于世界各地，為環保事業不懈努力。
在20世紀70年代，古道爾經歷了一段"非常黑暗的時期"。當時，她目睹了兩個黑猩猩群體之間持續數年的激烈沖突。這兩個群體原本屬于同一個黑猩猩社區，弗洛和她的孩子也屬于這個社群。
"我不得不接受，人類黑暗與邪惡一面深深扎根于我們的基因中，是我們古老的靈長類祖先遺傳下來的部分。"古道爾感嘆道。
這場沖突被古道爾稱為"四年戰爭" （Four Year War),戰爭始于1974年，也就弗洛去世兩年后，而弗洛生前是這個社群占有主導地位的雌性成員。
"弗洛是在橫渡一條水流清澈的小溪的時候倒下的。她看起來是如此平靜， 就好像她的心跳是在一瞬間突然停止的一樣。"古道爾回憶道。"弗林特坐在岸邊，他不時走近母親的尸體，似乎在乞求她像平時一樣梳理他、安慰他。"
弗洛去世僅三周后，弗林特也離開了這個世界。
分析弗林特對母親情感上的過度依賴時，古道爾說："在弗林特只有4歲半的時候，他的小妹妹出生了，正常情況下，母猩猩都會在前一位子女年齡更大的時候才會誕下新的生命。所以，弗林特對妹妹的出生感到非常不安。然而他的妹妹不久后死掉了，于是他的母親重新接納他并且把他當成嬰兒照顧。她讓他再次騎在她背上；他試圖吃奶，但她已經沒有乳汁了；她晚上也和他一起睡覺。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我認為這就是弗林特對母親產生了非同尋常的情感依賴，并且在弗洛去世后無法生存下去的原因。"
古道爾在剛果共和國的特希雷島建立的欽潘加黑猩猩康復中心（Tchimpounga Chimpanzee Rehabilitation Center) 是非洲最大的黑猩猩康復中心之一。這個康復中心主要收容因非法獵殺而失去家人保護的幼年黑猩猩。在珍·古道爾研究會官網上公開的一段視頻中，一只名為旺達（Wounda)的雌性黑猩猩在被放歸野外前，用一個無比溫柔和長久擁抱表達了對古道爾的感激。
"這個擁抱的溫度令我永生難忘。"古道爾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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