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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22日，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戰，當時特朗普政府的官方理由是要減少貿易逆差。然而事與愿違，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在2017年特朗普上臺前為3752億美元，到2022年特朗普下臺時不降反升，達到3829億美元。更尷尬的是，貿易戰打了6年多，把美國對外貿易逆差總額從2017年的5660億美元打到了2024年的9184億美元。

美國政府還聲稱，加征關稅是為了推動制造業回流和增加就業，但這些目標也未實現：2022年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為1298萬人，目前降至1280萬人。不僅如此，關稅還推高了美國的通脹水平，2025年4月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 (CPI) 同比增長2.3%，環比增長0.2%，對消費者和下游企業構成負擔。同時，加征關稅破壞了全球供應鏈，增加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

加征關稅和貿易戰都是“逆全球化”浪潮的一部分。特朗普借助“逆全球化”等民粹議題贏得了2016年和2024年兩屆總統選舉，表明其政治基礎并非短期現象。從結構性因素看，只要全球化紅利無法在國內實現公平分配，類似貿易戰的政治工具就將不斷被使用，成為某些國家內部矛盾外溢的主要出口。

事實上，過去幾十年來，美國的投資者、跨國公司和高收入群體從全球化中獲益巨大，但低收入群體和中產階級獲益甚微。比如，從1990年到2023年的長達30多年間，美國經濟年增長率一直維持在2%-2.5%，但美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率僅為0.5%，幾乎可以忽略。貧富差距的擴大成為美國國內政治極化的重要推動力，也為逆全球化浪潮的興起提供了土壤。

盡管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具有個人決策的偶然性，但中美沖突則具有明顯的歷史必然性。一方面，全球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原有的分工格局和收益分配機制受到挑戰，另一方面，新興國家的崛起客觀上對現有霸權國家構成挑戰。特別是，在中國崛起成為全球制造業核心與技術競爭者之后，美國產生了系統性戰略焦慮。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焦慮并非始于特朗普政府，奧巴馬時期的“亞太再平衡”政策即已初現端倪。拜登政府雖在多邊主義話語上與前任有所區別，但對中國的遏制舉措更為系統、協調。2022年5月，拜登在日本東京啟動“印太經濟繁榮框架” (IPEF)，旨在組建友岸集團，形成“去中國化”的供應鏈。同年8月，拜登簽署關于對華投資限制的行政命令，禁止美資投向中國半導體、量子計算、人工智能三大領域，并強制要求其他科技領域投資向政府通報。2024年5月，拜登政府宣布對價值18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征收新關稅，其中電動汽車的稅率從25%提高到100%。太陽能電池的稅率從25%提高到50%，部分鋼鐵和鋁的稅率從7.5%提高到25%。

所以說，美國對中國的戰略競爭定位與政黨更替沒有本質關系，延緩阻止中國技術趕超的步伐，是美國兩黨的共同目標。這種結構性博弈預計將在未來幾十年持續存在。

目前中美貿易戰處于僵持階段。一方面，中美之間的高層接觸和經濟對話仍在進行；另一方面，美國政府不斷釋放強硬信號。不久前美國財長宣稱，如果中國在關稅上不作讓步，美國將對中國實施禁運。最近，美國政府更是收緊出口管制措施，包括暫停供應C919的關鍵零部件、限制芯片設計軟件銷售，還威脅吊銷相當一部分在美中國學生的簽證。“脫鉤”與“斷鏈”成為籠罩在全球經濟上空的陰影。

對中國而言，貿易戰與“脫鉤斷鏈”的沖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高技術設備與資本品進口受阻，對產業升級構成挑戰，即所謂的“卡脖子”；二是消費品出口承壓，外需疲軟。

作為應對之策，中國的首要任務是加快自主創新體系建設，優化創新資源配置機制，提高研發投入效率，并以制度改革打通“從投入到產出”的路徑。2022年中國研發經費突破3萬億元，2023年達3.4萬億元，2024年進一步上升至3.61萬億元。事實證明，技術上“卡脖子”擋不住中國發展的腳步，反倒激發了中國的創新意識和活力，帶來了一系列的重大創新成果。

與此同時，必須著力擴大內需，以彌補外部市場的不足。近年來中國的生產者價格指數 (PPI) 連續為負，2023年比上年下降3.0%，2024年再次下降2.2%，消費者價格指數 (CPI) 也從2019年的2.9%降至2024年的0.2%，已呈現出通縮風險跡象。

中國具備較強的供給側優勢，擁有充足且高素質的勞動力資源、豐富的企業家精神以及高儲蓄率。但長期以來，國內消費疲軟，內需不足成為持續增長的短板。為解決供求失衡的挑戰，中國首先應逐步降低投資占GDP的比重，從當前超過40%的水平降至25%左右，以實現“從投資向消費”的結構性轉型。這一轉型可通過減少對產能過剩行業的支持、壓縮政府無效投資等方式推動。投資需求的下降將有助于降低利率水平，進而引導儲蓄率下行。

第二，必須千方百計提高居民消費在GDP中所占份額。引進更加公平的消費稅、提高個稅起征點、降低個稅稅率等稅收制度改革，是提升居民收入份額的途徑之一。此外，政府轉移支付的力度需要大幅度提高，將更多政府收入（包括國有企業的盈利）向低收入群體轉移，具體方式包括定向消費補貼、直接現金轉移和為低收入群體尤其是農村老人提供社會保障等。

第三，要分步驟、分項目逐步推進城鄉社會保障體系的接軌，減少居民對未來支出風險的擔憂，這有助于提振消費意愿和能力，是擴大消費的關鍵。目前中國的社保支出占GDP比重顯著低于OECD國家，建議增加3-5個百分點，重點用于彌補農民工和農村居民與城鎮戶籍居民之間在醫療、教育、養老等社會保障方面的差異。

最后，縮小貧富差距對擴大消費也至關重要。通過收入再分配，使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快于富裕群體，可有效提高整體邊際消費傾向，進而推動消費結構升級。

需要強調的是，中美貿易戰既是全球化重構的縮影，也是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外部倒逼機制。應對挑戰的關鍵，不在于短期應激反應，而在于構建一個更加包容、均衡、公平和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