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至10月7日，《人民日報》連續推出8篇“鐘才文”系列文章。鐘才文，為“中央財經委員會”發表重要專論的署名，“中央財經委員會”代表中國經濟最高決策層重磅發聲，是政策宣示，也是方向指引。“鐘才文”系列文章作為解讀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權威文本，其核心價值不僅在于勾勒實踐路徑，更在于構建了一套邏輯嚴密的“發展理論體系”。從八個維度展開的系統性分析，本質上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當代詮釋，既植根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又融合了中國實踐的獨創性經驗，為理解新時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提供了“理論坐標系”。
一、新發展理念是高質量發展的“元理論”
五大發展理念絕非孤立的政策口號，而是對“發展本質”的哲學性回答，構成了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原點”。從理論內核看，其突破了傳統發展觀的單一維度，形成了多目標協同的系統框架。首先，創新發展的理論突破在于，其實現了對傳統發展理論的超越，將“技術進步”從以往被視為“增長余值”的從屬地位，提升為驅動發展的“核心動能”。2012年至2024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從54萬億元增長到近135萬億元，年均增長6%，增速是世界經濟年均增速的近兩倍，印證了“創新作為第一動力”的科學性——通過技術、業態、模式的迭代，持續創造“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新空間，這正是新質生產力培育的理論邏輯。其次，協調發展的理論價值在于破解了“發展不平衡”的全球性難題。馬克思曾指出“城鄉對立是私有制的產物”，而中國通過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等戰略，以“有為政府”引導資源跨區域配置，實現農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續超過城鎮，本質上是對“共同富裕”理論的實踐探索，體現了“效率與公平”的辯證統一。三是綠色發展的理論創新在于重構了“經濟增長與生態保護”的關系。“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突破了“先污染后治理”的線性發展模式，將生態價值納入“社會總產品”核算體系。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全球規模最大，印證了“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制度可行性，為可持續發展理論提供了中國方案。第四，開放發展的理論貢獻在于超越了“中心—邊緣”的傳統全球化理論。通過制度型開放構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網絡，既符合馬克思“世界市場”理論的歷史趨勢，又回應了逆全球化思潮下的“開放焦慮”，形成了“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謀發展”的良性循環。第五，共享發展的理論意義在于夯實了“發展的人民性”根基。從政治經濟學視角看，從政治經濟學視角看，共享經濟體現了對生產目的的回歸——發展不僅在于物質財富的積累，更在于人的全面發展。通過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均等化，讓發展成果轉化為“人力資本積累”，既提升了社會公平，又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長期動力，實現了“增長與分配”的動態平衡。
二、供需兩側變革實現增長動力的“范式轉換”
供需兩側的協同變革，體現了對“經濟循環規律”的深刻把握，其理論邏輯可追溯至馬克思主義“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總公式，同時吸收了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與供給學派“供給優化”的合理成分，形成了中國特色的“雙輪驅動”理論。一方面，供給側變革的核心是“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本質是通過“生產函數重構”突破增長瓶頸。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增速快于工業整體，傳統產業智能化改造的深化，印證了“要素再配置”理論——通過技術嵌入、流程再造，使資本、勞動等要素從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轉移，這正是“結構紅利”的釋放過程。從理論看，這超越了“要素驅動”的傳統模式，轉向“效率驅動”與“創新驅動”的新范式，契合“內生增長理論”中“知識溢出”“人力資本積累”的核心要義。另一方面，需求側轉型的理論邏輯是“消費對生產的反作用”。馬克思指出“消費創造出新的生產的需要”。“十四五”時期，我國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地位更加穩固。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從2020年的39.1萬億元提升到2024年的48.3萬億元，年均增長5.5%。今年全年有望超過50萬億元。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達到60%左右的趨勢則印證了這一規律。服務消費成為新引擎，不僅體現了“恩格爾定律”下消費結構升級的必然性，更揭示了“消費升級引領產業升級”的互動機制——消費需求的多元化、品質化，倒逼供給端創新，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良性循環，這正是“國內大循環”的理論基礎。
三、創新驅動是新質生產力培育的“核心引擎”
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理論內核，是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規律在當代實踐中的創造性運用。其突破性在于，將“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深度融合，共同推動新質生產力的形成與發展。一方面，從全球創新指數的躍升（2012年第34位至2025年第10位）到國際專利申請量的全球領先（PCT專利超美日），表面是技術成果的積累，深層是“創新生態系統”的成熟。這一系統融合了“國家創新系統理論”的核心要素——高校、科研機構、企業、政府形成協同網絡，通過“產學研用”一體化，解決了“創新孤島”問題，使知識從“潛在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另一方面，大模型、人形機器人、生物醫藥等領域的突破，體現了“戰略必爭領域”的創新邏輯——通過“非對稱創新”突破技術封鎖，構建自主可控的產業鏈。這既符合“后發國家技術追趕理論”，又超越了“跟隨模仿”的路徑依賴，形成了“原創引領”與“集成創新”并重的格局，為創新驅動發展提供了“理論—實踐”閉環。
四、區域協調：空間布局的“均衡發展理論”
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理論創新，在于突破了“梯度轉移”的傳統區域發展理論，構建了“多極支撐、協同聯動”的空間經濟學框架。城鄉融合發展的理論邏輯是“要素雙向流動”。通過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的有效銜接，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對要素配置的扭曲，使資本、技術等要素向鄉村流動，同時釋放農村勞動力、土地等資源的潛力，這正是對“工農互促、城鄉互補”關系的理論實踐，契合“城鄉一體化”的發展規律。區域均衡發展的核心是“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通過土地、資本、技術要素的跨區域流動，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空間配置效率，這既符合“空間經濟學”中“集聚經濟”與“擴散效應”的平衡原理，又通過中西部基礎設施密度的提升，破解“區域發展馬太效應”，實現“增長極”與“增長帶”的協同，為區域協調發展提供了可操作的理論路徑。
五、綠色轉型基于生態與經濟的“共生理論”
綠色轉型的理論突破，在于構建了“生態價值轉化”的新范式，其核心是對“自然資本”理論的中國化發展。“新三樣”（電動載人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的全球暢銷，印證了“綠色產業競爭力”理論——通過技術創新將“環保約束”轉化為“產業機遇”，使綠色轉型從“成本負擔”變為“增長動能”，這超越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被動等待，形成了“主動轉型、彎道超車”的新路徑。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深化，特別是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運行，本質是將“生態外部性”內部化。通過市場化機制界定生態產權，使環境成本進入企業決策，既符合“科斯定理”的制度邏輯，又通過“碳定價”引導資源向綠色產業集聚，為“雙碳”目標的實現提供了理論支撐。
六、開放共贏是全球化2.0的“中國理論”
開放共贏的理論創新，在于構建了“包容性全球化”的新框架，其核心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精準詮釋。制度型開放的推進（制造業外資準入“清零”、服務業開放試點），體現了“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的對接，這超越了傳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進入“制度型開放”新階段，符合“全球價值鏈治理”理論中“規則融合”的趨勢，為中國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提供了制度保障。“一帶一路”標志性項目的落地（中老鐵路、雅萬高鐵），實踐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論，突破了傳統國際合作中“中心國家主導”的模式，形成了“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的新型合作關系，為全球化理論貢獻了“非霸權穩定”的新范式。
七、政策邏輯體現了國家治理的“系統理論”
中國經濟政策邏輯的理論內核，是“系統觀念”指導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其核心是對“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關系的創造性發展。首先，黨的領導的理論意義在于，提供了“戰略一致性”保障。通過頂層設計、統籌協調，避免了多黨制下“政策短視化”“黨派博弈”的弊端，使“長遠目標”與“短期行動”形成合力，這是對“國家能力理論”的實踐，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政治確定性”。其次，五年規劃與年度計劃的銜接，體現了“戰略規劃的連續性”。通過“目標—手段”的動態調整，實現資源的跨周期配置，這既吸收了“計劃經濟”中“統籌協調”的優勢，又融入了“市場經濟”中“靈活應變”的特點，形成了“彈性規劃”的理論創新。第三，宏觀調控的“逆周期調節”體系，本質是對“經濟波動理論”的中國化運用。既保持政策力度穩定預期，又預留政策空間應對不確定性，避免了“過度干預”或“放任自流”的極端，實現了“穩增長、調結構、防風險”的多重目標平衡，為宏觀經濟治理提供了“精準調控”的理論范式。
八、實踐機遇彰顯理論落地的“路徑圖譜”
《中國經濟轉型升級蘊含重大機遇》一文所揭示的六大實踐機遇，是理論邏輯的“實踐轉化”，其核心是“理論指導實踐”的具體體現。其中，產業升級與科技創新機遇，對應“新質生產力”培育的理論路徑，通過傳統產業改造與新興產業培育，實現“產業體系現代化”。消費擴容與城鎮化機遇，呼應“國內大循環”理論，通過消費升級與城市更新，釋放內需潛力。基建投資與民生改善結合，體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共享發展”的理論結合，既補短板強基礎，又通過民生領域投資實現“發展成果共享”。這些機遇的疊加，本質上是“理論邏輯”與“實踐路徑”的統一，為個人、企業、政府提供了“理論落地”的行動指南。
綜上所述，“鐘才文”系列文章的八個維度，構成了理解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全息圖”。其深層意義在于，通過理論創新回應實踐挑戰，又以實踐成果檢驗理論價值，形成了“實踐—理論—再實踐”的螺旋上升。學好系列文章，本質上是把握這一理論體系的邏輯脈絡——從新發展理念的“元理論”，到供需變革的“動力論”，再到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領域論”，最后到政策邏輯的“保障論”與實踐機遇的“路徑論”，環環相扣，層層深入。唯有在理論層面形成自覺，才能在實踐中把握規律，最終實現個人發展、企業成長與國家戰略的同頻共振，這正是“鐘才文”系列文章超越政策文本的理論價值所在。（作者：黃燕芬系中國人民大學杰出學者，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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