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為我國低碳轉型畫出路線圖

我國在聯合國大會上明確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在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被列為明年的重點任務之一。

“‘十四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將抓住降碳這個總抓手，推動2030年前實現碳排放達峰。支持有條件的地方率先達峰，鼓勵一些重點行業率先達峰，加快建立全國碳市場，同時鼓勵地方開展試點示范。”在生態環境部12月29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生態環境部綜合司司長徐必久說。

我國在聯合國大會上明確提出，力爭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在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被列為明年的重點任務之一。要求加快調整優化產業結構、能源結構，推動煤炭消費盡早達峰，大力發展新能源，加快建設全國用能權、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完善能源消費雙控制度。

那么，如何認識“碳達峰、碳中和”的重要意義？我國未來的低碳轉型之路怎么走？它將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哪些影響？

實現碳中和是保護生態環境的根本措施

“中國新氣候目標的提出，對國內疫情后加速低碳轉型和長期低碳發展戰略的實施，以及推進全球氣候治理進程都會產生重要指引作用。”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何建坤教授解釋說，碳達峰、碳中和，實際上是兩個階段的奮斗目標。

第一個階段，在2030年前，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何建坤說，這是由于目前我國還處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經濟發展比較快，能源需求仍然在增長。在能源需求持續增長的情況下，實現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就必須大力改善能源結構。新增長的能源需求主要由新增的非化石能源供應來滿足，保證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基本不再增加，這樣才有可能盡快實現碳排放達峰。

“這一階段的目標正好與2035年中國現代化建設第一階段目標，即基本實現現代化、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建設目標基本實現相吻合。”何建坤說。

生態環境部發布的數據顯示，“十三五”期間，我國藍天、碧水、凈土三大保衛戰成效顯著。實現超低排放的煤電機組累計達9億千瓦，全國6.2億噸粗鋼產能正在進行超低排放改造。藍天保衛戰重點區域監督幫扶，共幫助地方發現、解決問題共27.2萬個；累計完成2804個飲用水源地10363個生態環境問題整改，約7.7億居民飲用水安全保障水平得到提升，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建成區黑臭水體消除比例超過95%。

第二階段，努力在206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何建坤強調，要實現碳中和，能源系統要建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為主體的近零排放的能源體系。煤炭、石油、天然氣等消費量要控制在極低水平。從根本上減少化石能源消費中產生的常規污染物的排放，比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等。

“雖然我國在化石能源消費過程中采取了很多節能減排和治污的措施，但隨著末端治理措施空間越來越小，從根本上減少化石能源消費才是提升環境質量、保護生態環境的最根本措施。因此，實現碳中和是我國自身現代化建設可持續發展的要求，與在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美麗中國的目標相契合。”何建坤說。

重點省份和行業優先制訂減碳路線圖

目前我國各地正加緊制定碳達峰、碳中和的路線圖。特別是山西、陜西、河南等化石能源富集省份，該如何走低碳轉型之路？

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以河南省為例說，河南省開封市蘭考縣正在進行我國首個農村能源革命試點。作為中部地區的一個農業縣，蘭考的風能資源比起內蒙古來說不算豐富，太陽能資源也稱不上富集。但是，如今“風能、太陽能都轉起來了”。3年前剛開始試點時，蘭考主要依賴的是外來的煤電，通過技術發展，預計到明年，蘭考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可基本滿足全縣用電需求。

杜祥琬強調，蘭考的案例說明，我國中部和東部地區雖不如西北地區的可再生能源豐富，但本地也有足夠利用的可再生能源資源。特別是隨著我國可再生能源開發技術的提高、成本下降，大力發展非化石能源的前景越來越明晰。

中國科學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副院長魏偉說，工業是經濟發展的根本，我國有著強大的工業體系，需要尋找適合我國工業發展的低碳路徑或脫碳路徑。

據統計，全球碳排放75%左右來自能源，而我國碳排放的90%左右來自能源。我國是制造業大國，工業部門的能源消費占總終端能源消費的2/3。

魏偉說，工業部門排放量高，減排難度大，碳鎖定效應明顯。比如，2018年，我國鋼鐵行業的粗鋼產量9.96億噸，占全球產量的53%，對我國整體GDP的貢獻為8.32%。鋼鐵生產流程長，碳排放節點多，而且每個節點碳排放的濃度也不同，解決途徑也不一樣。加上高度依賴高碳能源、低碳能源難以介入、新技術成熟度低等因素，鋼鐵行業現有措施剩余的碳減排空間約為15%—20%，實現難度極大。因此，要實現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鋼鐵行業需要制訂詳細的“路線圖”，引入創新技術。

何建坤說，短期內，實現工業快速轉型并減少碳排放，會導致一些能耗高、污染嚴重的行業發展受限。但從長期來看，能夠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激勵數字經濟、高新科技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的發展。

多措并舉完成低碳轉型和技術升級

何建坤強調，在應對氣候變化、全球低碳轉型的大趨勢下，低碳的核心技術和發展能力，以及低碳的產業結構是現代化的標志和核心競爭力的體現。“技術創新往往會超越我們的想象，就像10年前誰也想不到，今天光伏的發電成本會降低80%—90%，風電的成本會降低40%—60%。”他說。高耗能、高碳排放的產業唯有進行技術創新，實現低碳轉型和技術升級，未來才會有發展潛力和競爭力。

徐必久說，“十四五”時期，將加快推動綠色低碳發展，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制定實施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建設并運行全國碳排放權注冊登記結算系統和交易系統；深化低碳試點示范，啟動氣候投融資地方試點。

在能源方面，國家發改委秘書長趙辰昕說，“十四五”時期將堅持和完善能源消費總量和強度雙控制度，建立健全用能預算等管理制度；加強重點用能單位管理，加快實施綜合能效提升等節能工程，深入推進工業、建筑、交通等重點領域節能降耗，持續提升新基建能效水平；加快建設全國用能權交易市場，廣泛開展全民節能行動，營造有利于節能的整體社會氛圍。

《巴黎協定》提出，在本世紀末之前，把全球平均溫升控制在前工業水平的2℃以內，并將努力把溫升限定在1.5℃內。據測算，如果實現2℃目標導向的轉型路徑，2020—2050年能源系統需要新增投資約為100萬億元，約占每年GDP的1.5%—2%；如果實現1.5℃目標導向的轉型路徑，需要投資約138萬億元，大概相當于每年GDP的2.5%以上。

何建坤說，可以預見，低碳轉型過程中會有一些成本和代價。比如，會讓一些還沒到壽命期的煤電站關掉，造成擱淺成本，進而會帶來財務風險。但從長期來看，由煤炭轉成可再生能源也帶來了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新增就業機會，并減少了環境污染，保障了人民的健康，能源經濟低碳轉型的正面效應是大于負面影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