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新冠病毒大流行以來，在疫情、政策與地緣政治等多重因素影響下，全球范圍經濟供求關系格局與通脹形勢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的演變：一是疫情早期沖擊導致通脹下跌、探底與低位企穩階段；二是2021年全球通脹快速升溫，以及美西方大通脹格局初步形成階段；三是今年2月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通脹壓力加劇，發達國家加碼貨幣緊縮，治理通脹階段。

去年俄烏關系緊張和今年烏克蘭危機沖擊天然氣正常供應，對歐洲影響尤其大。俄烏沖突爆發后，美西方對俄羅斯實施一系列制裁措施，俄羅斯則采取反制措施，天然氣國際市場價格持續走高。天然氣供給危機可能在今年冬季和明年才能達到頂點。

美國作為最重要的國際貨幣發行國，通過貨幣緊縮應對通脹，其外部溢出效應令其他經濟體治理通脹更加困難。美聯儲今年3月以來激進加息，不僅對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貨幣引入廣泛貶值壓力，而且導致包括歐元、英鎊、日元在內的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大幅貶值，進口價格因貶值上升導致輸入性通脹壓力，增加治理通脹難度。今年初以來，絕大部分G20成員經濟體貨幣都不同程度貶值，貶幅最高的阿根廷和土耳其超過30%，最低的印尼4.1%，日元、英鎊和歐元分別貶值21.3%、18.1%和14.3%。

2022年美西方經濟增速大幅回落，美國經濟一、二季度環比增速出現負增長。通脹上升或緩慢回調與經濟增速大幅回落組合的現象，提示大通脹治理可能導向滯脹局面的現實演變邏輯。9月16日世界銀行發布報告《全球經濟衰退迫在眉睫？》(Is a Global Recession Imminent?)指出，隨著多國央行紛紛加息，2023年可能出現全球性經濟衰退。由于疫情和能源危機等供給側沖擊具有全球影響，加上滯脹風險突出的美西方經濟體對全球經濟具有較大影響，目前表現為全球滯脹風險。

中國作為當今世界最為重要的新興經濟體，疫情期間的經濟運行與美國等主要發達經濟體呈現系統性反差，近年來經濟增長特點之一是總需求偏弱，CPI受到機制性抑制，滯脹不太可能成為下一步經濟增長的主要問題。

疫情期間，中國實施強有力疫情防控政策與靈活務實的宏調政策，在實現生命至上、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綜合目標方面取得來之不易的成就。中國出口在疫情期間逆勢大幅增長，為滿足全球需求做出了突出貢獻，彰顯了制造大國的獨特全球地位。受疫情影響，中國經濟也面臨經濟下行壓力挑戰，在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環境下CPI均值甚至低于疫情前水平，與美西方大通脹形成鮮明反差。中國在相關環境和供大于求格局實質性轉變之前難以發生嚴重通脹。雖然疫情期間經濟增速回落，且今年二季度經濟下行壓力顯著加大，中國憑借逆周期宏觀調控工具較多與執行力較強的優勢，仍有能力避免經濟持續下滑與衰退前景。

盡管中國經濟在可見未來遭遇典型滯脹可能性較小，但外部滯脹風險仍會帶來沖擊。一是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緊縮及全球滯脹風險釋放會抑制中國出口，考慮到中國經濟受疫情影響內需不足，近年外需對總需求增長的貢獻率顯著提升，因此尤其需要關注外需變動對中國的潛在不利影響。二是美元流動性緊縮會加劇一些經濟基本面較薄弱的發展中國國家主權債務償付困難，中國作為部分國家的重要債權方，利益會受到相應影響。三是美歐兩大主要國際貨幣發行經濟體，其通脹調整或滯脹展開如果誘致更為復雜的危機連帶發生，可能會對中國逼近十萬億規模的對外金融資產造成減值風險。

針對目前形勢，中國的當務之急是要進一步優化疫情防控與宏觀政策，著力提升國內消費和投資增長，鞏固近來宏觀經濟復蘇轉好態勢，順勢減少經濟增長對外需的依賴度。其次，要堅持推進國際經濟合作與維護經濟全球化方針，總結中國近十年推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經驗，就化解與中國債權利益關聯度較高的發展中國家主權債務困難研究提出中國方案，為下一步提升“一帶一路”合作水平創造條件。再次，考慮到主要發達國家緊縮政策的全球影響，在G20等國際合作平臺和IMF等國際機構督促發達國家實施緊縮貨幣政策的同時，關注其負面溢出效應。

目前美西方大通脹與滯脹風險，顯示其依托國際貨幣主導地位特權，過度刺激謀求增長的政策空間可能顯著收窄，意味著美西方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變革前景進一步逼近。然而，國際貨幣體系變革只有在新興經濟體及其貨幣經過內外歷練，具備替代條件后才能系統發生。這就要求我們站在新的時代高度，針對新的內外經濟環境，在體制改革、宏調政策、對外開放等方面系統謀劃必要調整創新，通過構建針對現實與面向未來的高水平開放型市場經濟體制和發展戰略，推動百年未有變局朝著有利于中國經濟現代化與全球經濟良性發展的方向展開。

本文英文版標題為 "Shaping the economic landscape"

責編 | 宋平 劉夏

編輯 | 張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