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自奧巴馬時期開始，面對金融危機的打擊和中國崛起的挑戰，美國展開了一系列霸權護持行動，集中體現為對內實行產業政策，加強產業復興，同時針對中國發起關稅戰、技術戰和金融戰，以阻止中國的產業發展和技術升級，遏制中國崛起。未來國際秩序的基本走向將由中美戰略競爭所塑造，中美戰略競爭將主要在外交、資本和技術三個空間展開。
2017年底，美國正式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者”。2018年初，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戰，全面拉開了新一輪大國戰略競爭的帷幕。中美戰略競爭自此成為國際體系中最具壓倒性的特征，它對國際秩序的塑造體現在方方面面。從奧巴馬時期開始，面對金融危機的打擊和中國崛起的挑戰，美國就展開了一系列霸權護持行動，這一行動經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時期已經達到高潮。
拜登政府的霸權護持戰略，已經成為全國性共識，它集中體現為：對內實行產業政策，以加強產業復興，對外為阻遏中國的產業發展和技術升級發動三場“經濟戰爭”。
首先是關稅戰。通過抬高中低端產品對美準入壁壘，推動“中國制造”的價格上漲，削弱其價格優勢，來降低中國產品在全球市場上的吸引力。不僅如此，美國還聯合盟伴共同發起針對中國的各種貿易保護措施，擠壓中國產品的國際市場。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國通過外交動員，以所謂“國家安全”為由，聯合削弱中國“超級企業”華為的產品在歐美的市場份額，甚至達到將華為產品全面驅逐出歐美市場的目的。美國發動關稅戰旨在推動中國和西方國家的市場“脫鉤”。
其次是技術戰。技術戰是美國對華經濟打壓的進階手段，旨在鉗制中國高端制造的發展和產業升級。美國針對中國的技術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直接的技術出口管制對華進行技術打壓。美國商務部產業與安全局將中國眾多高科技企業納入實體清單，全面加強對華技術出口的審查。二是對中國企業赴美投資并購高筑壁壘。美國通過改革外資審查制度，全面加強了對中國赴美投資的審查。美國在這兩個方面的行為，都是為了阻遏中國的技術可獲得性，推動兩國的技術“脫鉤”。
最后是金融戰。截至目前，美國雖然還沒有發動全面的對華金融戰，但美國試圖通過兩個方面的金融手段來削弱中國企業與美國資本的聯系，從而在資金鏈上對中資企業進行打壓。一是通過制度改革，為中國企業赴美上市融資制造障礙；二是通過行政命令，直接干預美國資本對中國相關企業的投資。鑒于美國在世界金融體系的中心地位，美國在資本端的對華打壓將推動兩國的金融“脫鉤”。
總之，美國政府將關稅戰、技術戰和金融戰作為服務霸權護持戰略的三大對外手段，其最終目的是通過給中國施加巨大的“產業離心力”，迫使產業鏈和供應鏈從中國轉移，阻止中國產業升級，削弱中國“世界工廠”地位，進而實現競贏中國、捍衛自身霸權的目標。
未來國際秩序的基本走向由中美戰略競爭所塑造，而中美戰略競爭將主要在外交、資本和技術三個空間展開。
第一，外交空間。中美之間的外交空間競爭主要圍繞三個方面展開，一是國際制度外交的競爭。美國的國際制度控制力體現在對規則的控制、對人事的控制以及對決策的控制。在中美外交空間的競爭中，兩國都會積極爭取對國際制度的主導權，從而加劇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國際制度競爭。二是拓展市場規模的經濟外交競爭。市場規模的大小關系到企業競爭力，在當前全球性貿易機制陷入長期癱瘓的背景下，中美兩國都會競相通過簽署區域自由貿易協定來為本國經濟發展拓展市場空間。三是捍衛資源供給安全的外交競爭。與清潔能源發展相關的關鍵礦產資源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美國正在大力開展礦產資源外交，特別是通過構建礦產安全伙伴關系來競贏清潔能源時代的資源爭奪。
總體而言，美國的外交以其軍事盟友為基礎，具有很大程度的穩固性和封閉性；而中國的外交建立在議題合作的伙伴關系網絡基礎上，具有很大程度的靈活性和開放性。未來中美外交空間的競爭，從根本上是中國倡導的伙伴關系網絡與美國所主導的盟友體系的競爭。
第二，資本空間。美國的政治體制，特別是近年來政黨斗爭的極化，會削弱美國的稅收能力，特別是近年來美國屢屢遭遇的“財政懸崖”，就是美國兩黨斗爭導致美國財政體系缺乏穩定性的重要體現，而且財政問題還會直接影響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資源投入。為了彌補財政不足，美國政府只能高度依賴金融市場進行融資，這就是美國國債。美國的金融霸權地位使它可以從全世界吸引資本，從而保證了源源不斷的融資。
相比之下，中國政府有著非常高效和發達的稅收體系，從國內社會汲取財富的能力相對比較強。但是，中國的金融體系總體不太發達，尤其是缺乏國際金融中心，中國企業缺乏在國際市場大規模募集海外資金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對于中美在資本空間的競爭至關重要。
中美在資本空間的競爭，很大程度上競爭的是資本的高效利用。資本更多流向技術創新、經濟生產和社會服務，意味著資本的使用更加高效。如何有效利用資本是中美資本空間競爭的另一個重要方面。
第三，技術空間。技術空間的競爭分為兩個維度，一個是技術創新的競爭，另一個是技術應用的競爭。從目前來看，美國國內的技術創新生態沒有太大的影響，整體仍然呈現比較活躍的狀態，美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引領技術創新的能力仍然非常強大。
但另一方面，技術的應用則高度依賴一個比較完善的產業生態系統，而由于大量產業轉移和國內產業的衰落，美國在技術應用和技術產業化上受到了較大的負面影響。美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現了“去工業化”的狀態，技術創新缺乏足夠的產業轉化的動力支撐，也缺乏足夠的應用場景。因此，美國的技術創新可謂是“缺乏產業依托的創新”。這也是為何美國要推行以“友岸外包”和“本土回流”為核心的現代產業戰略的原因。同時，為了彌補本土應用場景不足的缺點，美國正大力推動技術外交，通過國際技術合作來完善美國的創新環境，增強美國的創新動力。
相比之下，中國有著強大的產業基礎和完善的產業生態，以華為為代表的中國“超級企業”在推動產業發展的過程中不斷謀求漸進式技術創新，獲得了重大成就。中國活躍的產業集群給中國的技術創新提供了強大的產業依托。但另一方面，中國在基礎科學、人才引進等多個方面都還存在各種不足。中美的技術競爭將是一場長期的拉鋸戰。
本文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原標題為 "Three-dimensional struggle"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宋平 欒瑞英
編輯：張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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