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近期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借俄烏沖突指責中國，以此為理由推動北約向亞洲擴張。美北約認為自身安全要靠軍事威懾來實現，這反映了一種“消極和平”邏輯，并不能從根本上化解風險，反而可能推高風險。相反，世界需要樹立“積極和平”理念，從整體角度出發，塑造經濟繁榮與和平的共生關系。多年來，亞洲已經形成了一種多極化的、以協商一致為基礎的和平模式，它仍應繼續成為地區和平的基礎。
持續的混亂似乎已經成為美國國內政治的典型特征，這也成為了美國試圖通過北約的全球擴張來重新確立其世界霸權的背景。這種政治混亂，反映出美國的政治經濟無法滿足本國人民的愿望，更不用說讓美國維持其無與倫比的全球軍事霸主地位了。
盡管如此——甚至可以說正是因為如此，美國一直在加緊實施一項戰略，重新確立其在亞洲的軍事優勢。最近的北約峰會明確反映了其關注點向亞洲的轉移，因為烏克蘭代理人戰爭的失敗，暴露了美國領導的北約在指導思想、資源和體制方面的局限性。
美國和北約荒謬地將自身在烏克蘭危機上的失敗歸咎于中國，這不僅是在為自己的軍事失敗找借口，也是在為北約把手伸向亞洲找理由。俄羅斯在戰場上的節節勝利被歸因為中國對俄羅斯提供軍事支持，盡管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這一點。在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看來，中國是俄烏沖突“決定性的推動者”，“煽動了二戰以來歐洲最大規模的軍事沖突”。
一場俄烏沖突，讓西方軍工復合體在軍事物料方面的缺陷暴露無遺，不論是質量還是數量上。質量上，他們所謂的“技術優勢”看來只不過是“虛張聲勢”。過去兩年交付給烏克蘭的大批“尖端武器”并未能給烏克蘭軍隊帶來決定性優勢。數量上，西方供應鏈根本沒有足夠的資金來修復和彌補戰場損耗——讓北約國家幾乎耗盡了庫存的155毫米炮彈就是個典型例子。正如路透社最近一項調查所描述的那樣，美國和北約擴大軍火產量的計劃已經失敗。西方國家的月生產能力不足以支撐烏克蘭目前的消耗，跟俄羅斯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相比更是難以望其項背。
“打嘴炮”很容易，但要是真刀真槍地干，西方現在已經沒那個能力了。
但即便只是“打嘴炮”，實際上也是對實現穩定與和平的“詛咒”。確切地講，西方話語是放在這樣的框架之下的：安全要靠軍事威懾來實現。西方想要化解當前的不穩定局勢，殊不知他們自己的這種思維定式正是不穩定的根源。威懾的目的是抬高對手發起攻擊的預期成本，進而令其不敢輕舉妄動。然而，這種做法在實踐中并不怎么站得住腳，在許多情況下根本不起作用，甚至反而可能會制造出“安全困境”，引發軍備競賽。換句話說，威懾失敗的風險很高。
威懾話語試圖轉移風險，但從未從根本上解決不安全形勢。在力量上壓倒對手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內奏效，但這并不是根治不安全問題的靈丹妙藥。然而，整個美國-北約的戰略思維都建立在這個有缺陷的威懾框架之上。
不論在烏克蘭還是在加沙，所謂的“威懾”策略都失敗了。這提醒我們所有人，這種做法并不能帶來人民要求和應得的安全、和平或繁榮。
相反，我們需要的是努力發展一種“積極的和平”，這是和平學之父約翰·加爾通 (Johan Galtung) 曾經提出的觀點。所謂“積極的和平”，就是要從整體的角度出發，處理動態的穩定，將繁榮與和平視為相互依存的共生關系；與之相對的，“消極的和平”雖然表面上沒有軍事沖突，但這只是威懾的結果，所有相關的不穩定和危險因素依然存在。
安全不能帶來和平，但和平可以帶來安全。這需要從不可分割的整體安全角度來重新構建和平，所謂“整體安全”，就是要把經濟繁榮與跨國調停結合起來。一方或少數人的安全，不能以犧牲另一方或其他人的安全為代價——這就是北約為什么帶來不穩定的原因。
亞洲的和平與繁榮正面臨風險，這一風險來自北約向該地區的擴張，以及美國試圖重新奪回在亞洲的主導地位。世界多極化已是既成事實，而亞洲正是多極化和以協商一致為基礎的和平模式的典范，繁榮與和平是一體兩面。69年前萬隆會議通過的《萬隆宣言》，直到今天依然是地區和平的基礎。
東盟的中心地位可以而且也應該在未來亞洲多極和平格局中發揮基石作用。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 的達成，證明了其低調的行事風格是有效的。通過貿易、投資、基于互操作性標準的主權數據平臺，以及基于國家主權貨幣的數字化支付手段，進一步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都是“積極和平”的組成部分。
美國和北約的“死亡之手”帶來了潛在的局勢升級風險，是亞洲和平與繁榮的“詛咒”。國家之間本應有其他的相處之道——69年前的“萬隆精神”再次向我們發出召喚。
本文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原標題為 "A positive peace is possible"
本文為中國觀察智庫獨家約稿，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宋平 劉夏
編輯：張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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