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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飛速變化的世界里，傳統的國家分類——比如“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等，正備受質疑。曾經，這些分類方式因為簡單實用而被廣泛應用于政策討論；但如今，面對全球發展進程中日益復雜，甚至經常自相矛盾的現實，這些分類方式遭遇了挑戰。

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更是深化了這場大討論。拿中國來說，雖然以人均經濟指標衡量，中國未必完全符合“發達國家”的定義，但中國在國際舞臺上展現的政治經濟影響力、創新能力、基建水平和地緣政治話語權等，已經可以比肩甚至超過部分發達國家。與此同時，許多長期被視為發達國家的經濟體，正深陷經濟停滯、政治經濟極化與社會動蕩等內部困境。

近年來，“全球南方”成為學術、政治和政策話語中的一個熱詞，用以指代那些共同經歷過殖民統治、經濟邊緣化和國際秩序中系統性不平等的國家群體。這個概念高度概括了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共同歷史遺留問題，以及富裕的發達國家與長期被排除在全球財富權力體系以外的國家之間的鴻溝。然而這個詞過于寬泛，因此也引發了越來越多的爭議。

那么，把世界各國劃分為不同層級的做法是否已經過時了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為它依然能夠反映世界經濟秩序中持久且深化的不平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顯示，當今全球貧富分化程度同20世紀初相比沒有任何改善：全球最貧困的50%人口人均資產僅2900歐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約合3312美元），而最富有的10%群體財富是這一數字的190倍。收入不平等同樣觸目驚心：最富裕的10%人群攫取了全球52%收入，而最貧困的50%人口僅獲得8.5%。因此，國家分類不僅是歷史或意識形態遺產，也依然是分析當今世界財富、權力與機會持續失衡的有效工具。

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崛起，并未從根本上扭轉全球不平等的基本格局。要論證“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全球南方”“南北劃分”等術語仍具分析價值與政治意義，首先必須考察這些分類的歷史演變及世界經濟體系長期以來的等級結構。

已故美國著名社會學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體系理論認為，現代世界經濟是通過生產、供給、貿易、投資與金融流動相互連接的統一體系。換句話說，世界經濟是一個統一的、綜合的整體，而不是許多相互獨立的實體的集合。

當前高度互聯的世界經濟，很大程度上是16世紀以來歐洲帝國主義擴張的產物，它歷經了奴隸貿易、殖民統治、“自由貿易”和世界大戰，強行將多元社會文化體系整合為單一經濟結構。在此過程中形成的全球勞動分工，使商品、勞動力、生產與資本通過復雜的產業鏈跨境流動。亞非拉一些地區因為成為了西方列強的殖民地而被較早地被納入該體系，中國則隨著1978年改革開放，成為補齊世界經濟體系的最后一塊關鍵拼圖。

當代世界秩序由政治文化制度各異的主權國家構成，但它們卻共同嵌套在基于差異化專業分工與相互依賴的統一的經濟體系中。這種勞動分工意味著“核心-半邊緣-邊緣”的國家層級關系永久存在——各國在全球供應鏈與價值鏈中的地位，取決于其在世界經濟結構層級中的相對位置。

歷史上，全球生產活動和資本總是從衰退領域向高利潤領域轉移，進而促使低競爭力產業在勞動力成本、勞動力技能水平與科技實力等因素影響下，遷至“半邊緣”或“邊緣”國家。這種重構過程為各經濟體在世界體系中實現“向上流動”創造了機會，但并不是每個經濟體都能把握住機會。中國正是抓住全球化機遇，特別是生產投資國際化機遇，成功提升國際地位的典范。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通過市場化改革與快速工業化，成功從“邊緣國家”躋身“半邊緣國家”，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更是加速了這一進程。過去十年來，中國日益顯現出“核心國家”特征，在技術創新、制造業與出口等方面的全球主導地位不斷鞏固，“一帶一路”等倡議更增強了其地緣政治影響力。隨著中國在世界經濟核心圈占據更大空間，它與傳統西方強國的競爭也逐漸加劇。

中國始終將自己定位為發展中國家，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之路。中國基于自身發展經驗，開辟了一條不同于西方傳統現代化理論的發展路徑。中國作為“全球南方”一員的身份，使它在與面臨相似挑戰的國家分享經驗時更有說服力。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等倡議并非傳統的“援助”，而是一份“邀約”——中國作為一個已經取得顯著成就的發展中國家，向其他“全球南方”伙伴提出的合作共贏方案。

因此，中國始終認為“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南北方國家”及“全球南方”等包含層級含義的術語仍具現實意義。這些分類不僅反映了持續存在的全球不平等，更契合中國作為成功探索獨特現代化道路的發展中國家戰略定位。通過這樣的身份認同，中國強化了與發展中國家的團結，鞏固了其作為“全球南方”發展范式創新者的角色，在西方主導的發展模式以外提供了替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