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人靜的倫敦，當你在街角看見一幫人蒙著面，爬上路燈掛國旗，會不會以為自己撞見了什么秘密行動？我前幾天就碰上了這么一出。那晚我路過便利店，老遠就聽見人聲鼎沸。走近一看，一群人正忙活著往高處爬，把英國國旗和英格蘭十字旗掛在路燈桿上。按理說，掛國旗應該是件光明正大的事，可這幫人大多用圍巾或旗子蒙著臉，神色緊張，仿佛在執行什么“地下任務”。就連旁邊圍觀的老人和小孩，也都裹著國旗，氣氛詭異又亢奮。
出于好奇，我走上前問一位蒙面大哥：“你好，掛國旗是件光榮事兒，干嘛還蒙著臉？” 他只露出一雙警惕的眼睛，朝遠處一指：“有人在搞破壞，你看那邊那幫人，一直在跟蹤我們。” 我順著他指的方向看去，不遠處赫然停著兩輛閃著幽藍色燈光的警車。原來，這不只是一場簡單的“升旗”，而是一場有警車“監視”的“灰色行動”。
這些“升旗”的人不僅爬燈桿，還用紅色油漆把路邊的人行道斑馬線噴成英格蘭十字旗，用這種簡單粗暴的方式來“攻城拔寨”。而他們“進軍”的方向，正對著一家名叫“不列顛尼亞”的國際酒店（Britannia International Hotel）。這個發現讓我腦子里電光火石般閃過一個念頭。最近英國媒體鬧得沸沸揚揚的“移民酒店”問題，原來就在眼前。這家酒店安置了上千名乘小船橫渡英吉利海峽來尋求庇護的移民。因為他們的到來，酒店周圍，成為了當地人表達對英國移民政策態度的“戰場”：一撥人剛來示威抗議移民擾亂治安，另一撥人后腳就跟來游行，表示不能以偏概全否定所有移民，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在這場爭論的中心，國旗不再是單純的國家象征，也絕非簡單的愛國主義表達，而是被賦予了新的、充滿火藥味的意義，成了不同群體之間立場的無聲宣言。
國旗爭奪戰背后的多元文化主義失敗
帶著這個線索，我回家立刻查了相關新聞，發現這事兒并非個案。英國多地都在上演類似的事情，被稱為“升旗運動”（Raise the Colours movement）。“升旗運動”的核心參與者多是英國本土白人，尤其是在那些經歷過大規模人口結構變化的社區。他們聲稱將旗幟掛在路燈桿或公共建筑上是一種直接而強烈的聲明：“這是我們的地方，這是我們的家園，這是我們的文化。”
與“升旗運動”對抗的是地方政府、反種族主義團體和部分普通民眾。譬如我所在的倫敦塔村區政府，以及英國第二大城市伯明翰市政府，都明確表示不同意在公共場所掛國旗，并且采取行動移除。塔村區是英國最大的穆斯林社區，而伯明翰的非白人人口占比也超過一半。這些地區政府給出的官方理由是：掛國旗會威脅路人安全，工作人員在移除旗幟時遭到了言語攻擊，是“不被接受”的行為。塔村區甚至直接聲明，掛旗的人“并非本市居民”，是“外來者在播種仇恨”。
反種族主義團體“Stand Up to Racism”（抵制種族主義?）和 “Hope Not Hate”（希望而非仇恨）等組織則通過反示威活動來對抗，他們認為“升旗運動”并非單純的愛國行為，而是被極右翼勢力利用，旨在制造社會分裂、煽動對移民和少數族裔的仇恨。
也有一些本地居民，會自發地移除掛在自家社區附近的旗幟，說這些旗幟的出現制造了緊張氣氛，讓他們感到不適。
對此，“升旗運動”的支持者們嚴厲抨擊政府的虛偽。他們斥責所謂的“安全考量”不過是借口，是政府漠視公眾情感的打壓。他們尖銳地指出，之前巴勒斯坦旗幟被允許飄揚，而現在政府移除英國國旗的行為，恰恰暴露了其“政治正確”的雙重標準。
事實上，國旗爭奪戰是在英國社會深層矛盾的交匯點上爆發的關于文化、政治與身份認同的危機。近年來，英國的移民凈增長率創下歷史新高，大量移民和難民的涌入，不僅給公共服務帶來壓力，更重要的是，它改變了許多社區的面貌。對于一些本土居民來說，這種變化來得太快，超出了他們的適應能力，從而產生了恐懼和不安。正如社會學家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多元文化主義悖論”里所描述的一樣，在一個多樣化的社區中，人們最初會因文化差異而減少相互信任，這不僅是對新移民，也包括對本地居民。簡言之，在一個多元的社會，人們反而會更傾向于退回到自己的小圈子里，信任的半徑變小，甚至相互猜疑。
英國長期推行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本意是鼓勵不同族裔保留各自的文化，和平共處。但現實卻像帕特南所預言的那樣，導致了不同社群之間的“各自為政”，形成了諸多的“平行社群”，而非真正的文化融合。當本土居民發現，一些移民社群在公共空間懸掛自己的旗幟（例如巴勒斯坦國旗），而英國國旗卻被視為引發爭議的根源時，這種雙重標準加劇了他們的不滿。因此，“升旗運動”的發生某種程度上也表達了參與者對政府的失望。許多人認為，無論是保守黨還是工黨，都無法真正代表他們的利益。政客們被指責為脫離群眾，只關心全球經濟和城市精英，而忽視了底層社區的困境。
國旗爭奪戰，讓我看到了一個深陷“多元文化主義悖論”的社會，正因身份認同問題而撕裂。當國旗被視為一種需要被移除的“威脅”，當“本土”與“外來”的界限被強行劃定，這不僅是簡單的文化沖突，更是一個國家向心力衰退的危險信號。
然而，歷史并非沒有可供借鑒的智慧。在東方，我們就曾見證過一場波瀾壯闊的民族融合。一千多年前，北魏孝文帝沒有選擇固守舊習、筑起高墻，而是以驚人的魄力，主動廢除舊制，遷都洛陽、推行漢化，最終將鮮卑族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使兩個名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曾經驍勇善戰的鮮卑騎兵與漢族的文官制度相結合，形成了新的、更具生命力的國家體系。這為后來的隋唐大一統王朝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隋朝的建立者楊堅和唐朝的建立者李淵，其家族都有鮮卑血統，他們的統治集團就是鮮卑和漢族通婚融合的產物。北魏孝文帝的例子向我們證明，真正的強大并非在于排斥異己，而在于開放和吸納，在于將不同文化融合為更廣闊的文明共同體。
編輯 王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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