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戰略意義與推進路徑

原標題：“人工智能+”的戰略意義與推進路徑

當今世界正經歷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以人工智能為核心驅動力的智能經濟正在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引擎。作為引領未來的基礎性、戰略性技術，人工智能遠超任何其他單一技術的戰略價值已經在實踐中顯現，并且深刻改變著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由此，人工智能領域的競爭已成為國際科技和經濟競爭的新焦點，“人工智能+”已成為塑造國家競爭新優勢的關鍵力量。

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人工智能發展和應用，著力完善頂層設計、加強工作部署，推動我國人工智能綜合實力整體性、系統性躍升。我國人工智能專利數量占全球總量的60%，人形機器人、智能終端等領域不斷取得突破。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面對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快速演進的新形勢，要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堅持自立自強，突出應用導向，推動我國人工智能朝著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發展”。這為全面推進人工智能科技創新、產業發展和賦能應用，牢牢掌握人工智能發展和治理主動權，提供了遵循。2025年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的意見》，明確了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的總體要求、發展目標和重點方向，推動人工智能與經濟社會各行業各領域廣泛深度融合。新形勢下，必須深刻理解和把握“人工智能+”的戰略意義、實踐挑戰與推進路徑，進一步促進生產力躍遷和生產關系變革，加快形成人機協同、跨界融合、共創分享的智能經濟和智能社會新形態。

深刻把握戰略意義

從《列子·湯問》中記述工匠偃師制造出能歌善舞的偶人，到20世紀50年代人工智能概念被提出，再到人工智能先驅馬文·明斯基創建人工智能實驗室，人類社會對“智能”的追求古已有之且始終持續。

但古代的各種所謂“智能工具”，多是幻想或具備一定自動化功能的機械裝置，其理論基礎是力學。計算機的發明開啟了以數學、微電子科學等多學科為理論基礎的信息化序幕。計算機的大規模應用，雖然主要是將傳統的生產操作和業務處理電子化，但極大改變了人類收集、傳輸和處理信息的方式。互聯網的發展推動信息技術與通信技術走向融合，幫助人類突破時間和空間對生產生活的制約，“互聯網+”不僅第一次將人類生產生活從現實物理世界延伸拓展到數字虛擬世界，培育形成新的數字產業集群，推動傳統產業、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全面數字化轉型，驅動數字經濟成為獨立的新經濟形態，而且構建了廣泛連接的數字基礎設施，積累了海量數據，推動了人工智能發展。

數字化奠定了智能化的基礎，智能化是數字化的延伸，“人工智能+”為人類提供了重構現實物理世界和數字虛擬世界的新機會，從生產模式、生活方式到組織形態、社會結構，都面臨被重塑。從國家到個人，從產業到企業，擁抱“人工智能+”不再是“可選項”，而是正在成為關乎未來生存與發展的“必選項”。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我國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既是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關鍵舉措，也是推動數字經濟向智能經濟發展、形成智能社會新形態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人工智能是新一代通用目的技術，賦能千行百業是“人工智能+”的顯著價值。多數技術都只能在少數特定產業或特定領域應用，屬于專用技術，例如生產汽車的技術通常不能用于鋼鐵生產，鋼鐵生產技術通常也不能用于石油開采冶煉。少數技術則可以廣泛應用于各行各業和各個領域，如工業時代的內燃機和電力技術、數字時代的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這類技術也被稱為通用目的技術，雖然數量少，但卻被認為是真正驅動長期經濟增長的技術。人工智能作為新一代通用目的技術，不僅與電力、互聯網等技術一樣具有普遍適用性，能夠廣泛滲透到千行百業和生產生活各個場景，賦能產業專用技術或者與之形成互補，而且可以廣泛應用于生產管理過程中的流程優化，甚至能夠應用于組織再造。在實踐中，人工智能的產業規模可能相對較小，卻能展現出影響全局的發展潛力。如同蜜蜂授粉可以促進農業生產進而實現遠超蜂產品的經濟價值，推動“人工智能+”意味著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的普遍適用性和廣泛滲透性，推動經濟社會智能化轉型進而形成龐大的長尾應用市場，指數級放大人工智能的價值。

人工智能是催生新質生產力的革命性技術，“人工智能+”是驅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力量。在普通計算機領域，計算智能早已超越人類的計算能力。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為代表，近年來人工智能創新正在實現從分析、感知和判斷到內容創造的巨大跨越。人工智能突破傳統機器體系架構，已經展現出技術革命性突破的特征，在提升人類體力效能、延伸和拓展人類智力的同時，成為智能化的新型勞動工具，影響著生產關系變革和社會經濟形態演進。隨著“人工智能+”逐步滲透到社會生產各領域各環節，人工智能不僅能改造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塑造新型勞動者，而且能改變人機交互和人機協同的關系，并加速推動數據成為關鍵生產要素。可以說，人工智能已成為數智時代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關鍵力量，推動“人工智能+”將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構產業發展范式、重建全球產業鏈，推動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走向深度協同融合，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深層次變革。

人工智能是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要支撐，“人工智能+”是培育和發展智能經濟的新引擎。歷史表明，工業革命的本質是技術革命，技術革命性突破必然帶來產業變革，如涌現新的主導產業和推動傳統產業煥發新生機。對傳統產業而言，推動“人工智能+”能夠以大數據分析利用為基礎，利用智能化技術改變生產要素結構，打破行業領域及其技術壁壘，促進產業融合發展，同時優化企業生產組織和管理流程，促進勞動、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優化配置，大幅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提升產品質量和企業競爭力。同時，推動“人工智能+”將激發投資和創業熱潮，催生大量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智能制造、智慧醫療、智能駕駛、機器人等已經成為投資和創業熱點。“人工智能+”推動智能經濟加速發展的力量正持續顯現。

人工智能是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核心驅動力，“人工智能+”科學技術是重塑國家競爭優勢的關鍵所在。人工智能是涵蓋多學科知識和多領域技術的綜合性科技創新，體現算力等硬件、算法模型等軟件和數據等要素有機結合的集成創新。人工智能對科技創新的影響是方方面面的，但更為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將有力引領科研范式的變革，進而使得科研的方法論發生變化，未來新知識新技術創造將呈現指數級增長。“人工智能+”正在對各個領域和各行各業的創新活動與創新組織進行革命性重塑，正在成為賦能科技創新的新工具和驅動科技創新的新動力。人工智能將是決定未來全球技術主導權的關鍵領域，能否推進“人工智能+”科學技術將對大國科技和經濟競爭有直接影響。

客觀認識現實挑戰

經過多年努力，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成果頗豐。我國數字經濟規模于2022年就超過50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二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1.5%，產業體系完備、市場規模大、應用場景豐富等優勢顯著。這些都為更好發展人工智能奠定了基礎。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5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2024年我國人工智能產業規模突破7000億元，連續多年保持20%以上的增長率。2025年上半年，生成式人工智能產品實現了從技術到應用的全方位進步，產品數量迅猛增長，應用場景持續擴大。國產人工智能產品不僅在千億級參數規模、多模態能力等方面實現突破，并與辦公協同、教育普惠、工業設計、內容創作等場景深度融合，構建了覆蓋多個領域的智能應用生態。在此背景下，大力推進人工智能規模化商業化應用，在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加快普及、深度融合，形成以創新帶應用、以應用促創新的良性循環，可謂基礎堅實、時機成熟。

同時也要看到，人工智能這樣的重大技術創新，不僅存在從創新到應用的“門檻”，“+”的過程也存在非常復雜的關聯效應，還可能出現“創造性破壞”甚至倫理失范等“科技異化”現象。盡管人工智能創造的紅利遠大于風險挑戰，但要順利推進“人工智能+”，必須堅持問題導向，正視短板弱項，實現健康發展。

一是技術成果轉移轉化通道尚不暢通。我國人工智能創新處于全球領先水平，但從專利情況看，美國人工智能專利擁有量和年申請量排名居前的主要是企業，同時每年都有大量人才從大學轉入市場創業，人工智能業態日益多樣化。我國人工智能專利數量已超過美國，但專利擁有量和年申請量排名靠前的主要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人員創業積極性不高、創業渠道受限，很大一部分科研院所的人工智能創新成果沒能形成面向市場的產品或服務，存在低水平重復創新現象。創新成果轉化相對滯后，“重技術輕應用”“地方熱企業冷”等現象值得重視。

二是創新生態和產業生態尚不完善。我國擁有部分處于世界領先水平的大模型，但“從0到1”的原始創新能力仍然有待提高。關鍵硬件和算法模型仍處于“跟跑”階段，圖形處理器（GPU）和深度學習框架等關鍵軟硬件的進口依賴度較高。部分國產軟硬件的性能提升快，但產業鏈企業的使用意愿不高，健全相關生態尚需要時日和大量應用支撐。在產業應用領域，也缺乏高質量的“人工智能+”共性平臺，應用層的重大場景開放度不高。此外，我國西部部分地區算力過剩，東部部分地區智算資源稀缺和緊張，“算用”區域不協調問題有待解決。

三是數據流通壁壘較高，人才短板凸顯。數據和數據集的質量不僅影響人工智能創新，也直接影響“人工智能+”應用。當前，我國產業數據標準缺失，企業數據可用性不高，高質量的產業共性數據集不足；交通、醫療、金融、教育等公共領域數據開放共享程度不高，“數據孤島”現象依然存在，制約數據“供得出、流得動、用得好”的卡點堵點依然突出。這些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與此同時，推進“人工智能+”需要大量人工智能產業人才，但懂技術、會應用的人才缺口較大。隨著人工智能快速發展和“人工智能+”加快推進，人才結構性短缺和勞動力技能不匹配等問題有加劇的風險。

四是“創造性破壞”效應凸顯。重大技術創新發展很可能造成“創造性破壞”，人工智能亦不例外。由弱人工智能向強人工智能演進的過程中，人工智能將越來越表現出“雙刃劍”的特點，盡管機遇大于挑戰，但風險不容忽視。比較典型的就是對就業的沖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全球約有40%的就業崗位可能受到人工智能影響。同時，“智能鴻溝”的風險也可能加劇，人工智能領域的倫理問題和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也日益引發關注。

系統構建推進路徑

“人工智能+”涉及從人工智能技術研發到多樣化場景應用的長鏈條與復雜生態系統。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必須綜合施策，系統構建推進路徑。

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加快構建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技術體系。要在圖形處理器（GPU）、現場可編程門陣列（FPGA）等關鍵硬件和深度學習框架等關鍵軟件方面組織研發攻關，集中力量加快實現關鍵軟硬件的國產替代。加強人工智能基礎理論研究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完善智能算力基礎設施體系建設，筑牢自主可控底座。全面推進“人工智能+”科學技術，鼓勵和支持開源軟硬件系統、中間件等底層技術與人工智能通用操作系統開發，研究建立一批人工智能應用創新中心，加強科研和行業開放數據平臺、模型訓練平臺建設，加快推動人工智能引領的科研范式變革，加速實現更多前沿科技創新突破。

完善“人工智能+”的系統設計，科學謀劃重大應用場景開放。需以人工智能的創造性應用為導向，加強對“人工智能+”場景創新的統籌謀劃，在數字金融、無人駕駛、智能工廠、智慧農業、智慧文旅、智慧供應鏈等重點領域、重點行業，規劃開放一批顯示度高且可復制可推廣的重大典型應用場景。可更好發揮重大場景開放引導和示范引領作用，加強場景創新，提升智能技術供給和場景應用需求互為促進的創新能力。以場景應用為紐帶，引導多元主體參與，匯聚技術、算力、數據、資本和人才等要素資源，推動人工智能研發企業與政府部門、產業界和科技界深化合作，構建協同合作的開放人工智能場景創新生態。

加快推動產業智能化轉型，促進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聚焦人工智能賦能新型工業化，重點支持研發設計、生產制造、經營管理、產品運維、倉儲物流和安全生產等生產全流程的智能化改造，探索“大模型+機器人”在工業領域的協同應用；支持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接入智能家居和智能穿戴等新產品，培育智能消費。聚焦新型智能交通和物流，有序推進無人駕駛汽車、無人飛機和低空交通工具試點，探索發展無人智慧倉儲物流業。聚焦智慧農業、智慧醫療、智慧金融、智慧教育和數字文娛等，打造基于人工智能的數字產業集群，培育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智能經濟新范式。

構建高效數據流通體系，加快構建互聯互通、高效便捷、包容普惠的智能基礎設施體系。建立數據分類分級利用制度，加大政務和公共數據開放共享力度，完善數據流通監管，鼓勵商業數據信托發展、數字資產登記、數據產品開發，多渠道促進數據流通利用。加快建設多層次數據空間，統籌數據資源跨部門跨地區整合，建設數據要素統一大市場。健全完善電算一體化布局，引導東西部加強算力對口合作，強化西部地區算力利用。布局實施主要城市和國家算力樞紐節點間超大規模寬帶互聯工程，加快推動基礎通信網絡向“云邊端一體化”的智能算力網絡轉變。健全完善相關支持政策，提高智能算力基礎設施的可達性包容性普惠性，確保中小企業和廣大群眾能用得上、用得好、用得起。

健全多層次人才培育體系，提升全民數字素養與技能。深化高校學科建設綜合改革，加快推進高校學科專業布局調整，推動設立更多“人工智能+”交叉學科，加強人工智能專業教育和研究開發人才培養。重點面向傳統行業和中小企業，開展人工智能領域的產業工人培訓，加強人工智能復合應用型人才培養。面向全社會，尤其是重點地區重點群體，加強人工智能及其應用的普及教育。

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推動構建智能向善、風險可控、平等參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體系。人工智能發展的風險挑戰是面向全人類的，凸顯了攜手共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現實緊迫性。要為人工智能發展確立合乎人類基本價值共識的發展目標，建立人工智能分類分級制度和倫理審查制度，健全適應各自國情的系統性風險監管體制機制，實施全生命周期風險管理，發展負責任的可信人工智能和安全人工智能。同時，加強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合作，保障各國人工智能發展和治理的機會平等。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