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10月14日電(中國日報記者 趙旭)在出版于1764年的《哲學辭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中,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1694—1778)談到東方的一位智者:"他樸實無華,坦率真誠,無意欺世盜名......這個人,便是孔子……" 這些話背后的筆鋒所指,是一個由腐敗專治的君主與教會相互勾結、以迷信與宗教迫害維系統治的17--18世紀法國社會。
"伏爾泰在儒家思想中看到了一種以理性為根基、而非以神啟為依據的倫理體系。一個人即使沒有神,也可以成為一個好人。這對伏爾泰極具啟發性。"原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任張西平教授如是說。張教授目前正在上海參加世界中國學大會。
"中國學"的英文說法目前大致有兩個:一個是 Sinology(又譯"漢學"),另一個是 China Studies, Sinology 一詞源于拉丁語與希臘語。"Sino-" 來自拉丁語 Sinae,意為"中國"或"中國的",而該詞又源自希臘語 Sinai 或 Sinae——古代歐洲人對中國的稱呼,或可能起源于"秦"(Qin)王朝。因此,"Sinology" 的字面意義即"中國之學"。今天,"Sinology" 多指以文獻為中心的傳統漢學研究,而 "China Studies"(中國研究) 則涵蓋更廣泛的多學科領域,既包括古代,也包括當代中國。
據張西平介紹,"中國學"的源頭可追溯至16世紀末耶穌會士來華——其中一些人與伏爾泰保持著書信往來。"耶穌會士以古典中文撰寫了大量著作,將西方的數學、天文學和制圖學傳入中國;與此同時,他們的信件、游記與譯作又將中國的語言、文化、歷史與藝術介紹給西方,開創了知識雙向交流的盛景。" 他說。
其中最著名的譯著之一是《中國哲學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由四位法國耶穌會士于1687年以拉丁文出版。
"這一切都要放在地理大發現和隨后興起的全球殖民熱潮的大背景下理解,"張西平說,"當歐洲列強在非洲、美洲和亞洲部分地區征服與掠奪時,中國卻成為少數幾個以文化交流方式與西方平等對話的文明之一。"
進入19世紀后,局勢發生了深刻變化。隨著英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中獲勝以及《南京條約》的簽訂,中國邁入"百年屈辱"的開端。西方對中國曾經的欣賞也被"停滯落后、孤立封閉甚至是怪異"的刻板印象取代。在這種殖民話語體系下發展出來的所謂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自帶強烈的"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c)視角,盡管這一體系后來遭到廣泛批判,但其影響至今仍潛移默化地存在。
以美國中國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為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前身即是費氏于1955年創立的哈佛東亞研究中心。)在費氏的"西方沖擊-中國回應"理論框架下,中國近代史(約1840年-20世紀初)的主線和根本動力,是西方文明對中國傳統社會構成的巨大"沖擊",以及中國對此"沖擊"所進行的"回應"。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名譽主任何培忠教授認為,這種理論嚴重低估了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與內生動力。
"過去幾百年里,文化好奇、經濟利益、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沖突在不同歷史時期驅動著世界對中國的研究。然而這些探究都被外部議程所左右,使得中國的形象從未完整或真實。" 何培忠說。"因此,中國不僅要被研究,更要增強自我研究的能力。"
但這并非是否定國外中國學的價值 —— 恰恰相反。1905年科舉制度被正式廢除,傳統儒學選官制度終結,現代教育體系逐步建立。而西方中國學正是在這樣一個關鍵的歷史節點,在中國知識界參考西方社會科學體系對中國原有知識體系進行改造的過程中,被引入中國的。
中國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王韜(1828-1897)在其著作《弢園文錄外編》中寫道:"西人之治漢學者,探經籍、考制度,往往有得我所未察者。"王被認為是用"漢學"描述西方對中國語言、典籍、歷史與制度研究的第一人。
"我所未察者"正是中國所需要的。1978年上半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了"國外中國學研究室",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學術界首次系統地研究"中國是如何被世界研究的"。
"此時距文革(1966—1976)結束不到兩年,中國站在復興的門檻上——充滿潛力,卻籠罩在歷史虛無主義之中,這種傾向在知識分子群體中尤為明顯。通過轉向外部世界、觀察他人如何理解中國,我們反而能更清晰地認識自己,增強文化自覺。" 何培忠說。他把這個過程比喻為"攬鏡自照",盡管這面鏡子"有可能是凸透鏡或凹透鏡"。
"從自覺到自信到自主,從借鑒到互鑒"—— 何培忠如是概括過去30余年"中國學"在中國的發展。 "在 '中國學'這個曾經長期被外部力量主導的學術領域中,中國學者們正在搭建一個交流的平臺,一個讓中國學者可以站在自身立場上觀察分析闡述觀點的平臺。" 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