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有一個問題請問程隊，啊不，張譯……”
住在布魯塞爾的中國人，都習慣把這里稱為“布村”。因為這個城市太小了，小到開車半小時能從南到北，一小時能打個來回。
小地方的建筑也一般都不太大，四層以上的高樓都少有。布村的中國文化中心就是這種小建筑的典型，一層有個玻璃頂陽光大廳用來辦展覽、招待賓客，地下一層有個電影廳用來放演出，滿打滿算也才150個座左右。但山不在高有龍則靈，這個小小的廳接待過不少明星，歐洲與中國有關的演出經常在這里，國內來歐巡演的團隊也往往把這當第一站。
最近一次接待的是《三大隊》演職員團隊。沒錯，主演張譯和導演戴墨帶著這部電影到布魯塞爾，在中國文化中心跟觀眾們見面了！
這部電影上映當天，觀眾們擠爆了整個廳。布魯塞爾當地人講究個事事都要預約，電影票恨不得提前一個月買，《三大隊》上映當天卻有不少人見影起意，直接跑進來碰運氣。眼見每個座都有了主，工作人員在最后擺了排椅子，頃刻之間也被一掃而光。再后邊進來的老外干脆坐在旁邊過道臺階上，倒是一點都不礙事，《三大隊》劇情那么緊湊，怎么可能有人舍得中途上廁所？
導演和主演亮了個像，然后就隱身到觀眾堆里和我們一起欣賞。《三大隊》劇情并不復雜，2002年發生了一樁入室搶劫強奸殺人案，受害人是一名年僅14歲的花季少女，刑警三大隊隊長程兵（張譯飾）帶全隊抓到了一名嫌疑犯，另外一名卻意外跑路了。出于義憤，審訊的警官踹了嫌疑犯一腳，沒想到后者卻倒地死去，三大隊全體成員由此被抓捕判刑，丟了工作也丟了人生。但不再是警察的程兵卻依然放不下，帶著這些前警察們萬里追兇，花十年光陰把真兇緝拿歸案。
整場戲打斗不算激烈，也沒有什么酷炫的特效，但給人感覺就是放不下走不開，全場觀眾的心都隨著程兵隊長提起來。最后程兵扮作送水工抓住嫌疑犯王二勇之時，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筆者搶到了第一個提問機會，不過入戲太深的我已經混淆了眼前的演員和劇中角色的概念，張口就來：“我有一個問題請問程隊……”臺上臺下笑作一團，整個電影院里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這樣快活的空氣持續了至少一個周。《三大隊》是2025年布魯塞爾中國電影節的重頭炮，這之后《八角籠中》、《熱辣滾燙》、《雄獅少年2》、《音樂家》、《風箏》五部電影依次在這個小小的廳里上映，場場爆滿，給布村帶來了一波中國震撼。
祖國的電影跨越山海贏得觀眾的稱贊，對居住在當地的中國人來說，這是值得珍視的高光時刻。
2、為什么是《三大隊》？
高光過后靜下心來思考思考，問題就來了。中國每年有那么多的優秀電影，為什么是這幾部被選拔出來，飄洋過海來到了歐盟總部？
客觀來說，這幾部電影在國內票房榜上并不都排在前列。《熱辣滾燙》和《八角籠中》票房很高，但《三大隊》票房“僅僅”7億出頭，《雄獅少年2》票房“僅僅”2億多，后者甚至不足以覆蓋拍攝成本，有2億多的虧損。至于《風箏》和《音樂家》，本來就不是商業片，卷的就不是票房那條賽道，票房自然也排不上號。
那么為什么是這么幾部電影通過了層層選拔，抵達了布魯塞爾呢？這也是當晚筆者提問張譯和戴墨的問題：“導演和主演都有著很多有名的作品，為什么選擇《三大隊》？這部片在跨文化交流方面有什么優勢嗎？”
他們的回答很精彩，原句摘錄下來：
“程兵這個人真實的在我們這個地球上存在過。他曾經是我們地球這個大家庭的一份子，我們有幸把他的故事表達出來，今天更有幸當著這么多觀眾的面把這個故事帶到了比利時。我相信在這一點上能看得出來，其實中西方文明即便有很大的差異，但是在堅持正義善良真理的這一點上，我們是共同的。
通過這個電影大家都能看出來，我們和歐洲人民一樣，我們喜歡英雄，我們喜歡真善美的東西。”
這句回答可以說打在了筆者的心巴上。把這幾部電影都看完不難發現，它們最大的共同點是小，講的都是小人物的故事。《三大隊》講的是一位普通警察十年追兇的故事，《八角籠中》講的是格斗孤兒從生存都成問題成長為冠軍的故事，《熱辣滾燙》的主角更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甚至在普通人中都是過得比較慘的那一檔。這次來布魯塞爾的幾部電影中，只有《音樂家》講的是著名音樂家冼星海的故事，而且講的是二戰中普普通通的他。
對這樣拍出來的電影，普通人沒什么距離感。這樣的警察也許就是你我的中學同學，格斗孤兒的直播可能你昨天還點過贊，努力減肥的姑娘誰身邊沒一兩個？看這樣的電影，我們會不自覺地投射到自己身邊人，參與感會更高。更深一步講，我們普通人也是會珍視自己的，講述普通人故事的電影恰恰激發了這種自我珍視的本能。
3、中歐普通人都差不多
在布魯塞爾的普通人中間，這幾部普通人的電影引發了巨大的反響。比如布魯塞爾中國文化中心主任龔毅，這幾天就沒怎么出門，他堅持守在最后一排，從首映式看到閉幕場。他特別喜歡《熱辣滾燙》，覺得這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姑娘好人有好報的故事。雷佳音飾演的渣男哪都有，但對人這么好的姑娘不多見。
或許是離家久了思念中國菜，龔益老把這部電影喊作《麻辣滾燙》，跟他聊天時我眼前好多次浮現出麻辣燙，哪天去吃一頓~~
老外也一樣。小姑娘埃利亞·戈德曼（Elia Goldman）即將從布魯塞爾自由大學畢業，中比混血的她能說一嘴流利的中文。她也很喜歡看《三大隊》，但關注點和筆者完全不同，我們關注的是英雄警察，她想的是這警察的家人是不是很委屈？女兒多年見不到爸爸又是怎樣的缺憾？
在布魯塞爾從事動畫業的維亞切斯拉夫·博哈托夫（Viacheslav Bohatov）看了前邊幾部，這位專業人士對其中展現的中國電影畫面制作很滿意。他的女伴瑞貝卡·諾斯（Rebecca North）只來得及看了最后一部《音樂家》，但她覺得一點都不虧，因為這正是她最愛的那一部。
電影全程俄語與中文混雜，但瑞貝卡通過英文字幕和畫面完全吃透了劇情。她的視角與我們不同，觀眾容易被電影敘事節奏帶著看音樂家的故事，在她眼里這卻是兩位小女孩的故事，一位是冼星海留在國內不能見面的女兒，一位是他在阿拉木圖的房東家的小姑娘，年歲與他女兒相仿。音樂家被困國外骨肉分離，家中的小女孩暗自飲泣；音樂家被改派其它城市不得不與房東一家說再見，那位同歲的小女孩用眼淚宣泄著自己的悲傷。
正是這些普通人的感動，賦予了這幾部電影跨文化的魅力與價值。或許當地媒體在報道時提到的評論，最能說明當時的感覺：
“整個美好的夜晚，都貫穿著同一個主題：以電影為橋梁，試圖超越隔閡而聯結不同的文化，用柔和的文化之力滋養相互的理解與共鳴。”
“Throughout the evening, a consistent theme emerged: the desire to use cinema to build bridges, to showcase what unites rather than what divides, and to use soft power to foster mutual understanding.”
感謝電影，感謝普通人。
（張周項）
掃碼下載
中文網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