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政府部分關閉看代議民主新的實現方式 ——抽簽: 從式微到重生

由于特朗普的修“長城”提案未被通過，當地時間22日美國政府部分機構關閉，這是美國政府在2018年迎來的第三次關門歇業，這在美國歷史上是非常奇葩的現象。西方一直有大量的聲音提出，最近幾年這種以選舉為實現方式的民主遇到了巨大麻煩，比如特朗普選上美國總統。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中，美國59.7%的合資格選民參加了投票，特朗普贏得了比希拉里更多的選舉團人票，但只得到了46.1%選民的支持，比希拉里的48.2%少。換句話說，在美國所有合資格選民中，只有27.5%的人選擇了特朗普，其余72.5%的人并不支持特朗普。美國總統不是多數人支持而當選的，而是由少數人支持上臺；絕大多數人并不喜歡他。

近年來，類似的情形在歐美頻繁出現，我們可以把它解釋成以選舉為實現方式的民主現在碰到了某種危機，使它的體制出現了異動。但它很可能是更大麻煩的表現，只不過這些麻煩以前被其他因素掩蓋，現在凸顯出來了。這種麻煩還可能不是偶然，而是長期性的、結構性的。

由于代議民主已陷入了嚴重的危機，一批嚴肅的思考者開始試圖跳出選舉民主的框框，重新審視一些司空見慣的問題，如民主的含義到底是什么？選舉民主到底是不是實現民主的唯一方式？實現民主還有哪些更有欲、更可行的方式？正是在對代議民主一波又一波的反思熱潮中，抽簽也趁勢浴火重生了。　　

一、抽簽理論：從邊緣到進入主流　

對抽簽的理論探索在21世紀進入高潮。我們已經可以很有把握地說，這將是抽簽重生的世紀。21世紀頭十年，有關抽簽的出版物數量接近此前20年的總和；而過去7年有關抽簽的出版物數量幾乎相當于此前260年的總和！最近一些年，出現了大量跟抽簽相關的理論研究成果。如在英國，Imprint Academic出版集團已經推出“抽簽與公共政策”（Sortition and Public Policy）系列叢書，現已出版9本專著，等等。一些大學與研究機構也紛紛舉辦相關的學術研討會。如2005年，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舉辦了有關公民大會的專題研討會；2008年，普林斯頓大學舉辦了研討會，專題討論“超越選舉：新型代表的民主正當性”；巴黎政治大學（Sciences Po）政治研究中心（Cevipof）分別于2008年、2011年與2012年舉辦了3次有關抽簽的專題學術研討會；愛爾蘭的都伯林三一學院于2012年10月舉辦了學術研討會，專門討論“作為民主體制的抽簽”。另外，一些學術刊物也紛紛出版與抽簽相關的特刊或者專輯，如《星座：批判與民主理論國際季刊》（Constellations: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and DemocraticTheory）于2010年出版了有關抽簽的專輯，其中包括當代著名政治理論家菲力普·佩蒂特收入該文集的文章（Pettit，2010:426-434）；又如《美好社會》（The Good Society）于2011年出版了8篇評論約翰·麥考米克《馬基雅維利式民主》（Machiavellian Democracy）一書的專輯。

20世紀90年代以前，除個別例外，參與抽簽討論的多是學術界的邊緣人物；但隨著巴伯、費希金、曼寧、麥考米克等人加入，越來越多的主流學者開始參與其中，如布魯斯·阿克曼等（Ackerman & Fishkin,2004）、喬恩·埃爾斯特（Elster,2013）、桑福德·列文森（Levinson,2006）、尼爾·達克斯伯里（Duxbury,1999）。2010年以前，討論抽簽的場合往往是小型研討會，難以引起廣泛注意；現在這類討論已開始登堂入室，進入大型學術活動。在美國政治學會2011年年會上，主席卡羅爾·佩特曼的年度演說談及了抽簽在民主參與中的作用（Pateman,2012：7-19）。一年后擔任同一職務的簡·曼斯布里奇也對抽簽很有興趣（Mansbridg,1999：628-657; Parkinson & Mansbridge,2012），她在自己的年度主席演說中再次提及抽簽對民主的意義（Mansbridge,2014：8-17）。到了2016年，美國政治學會的年度大會不僅安排了一個圓桌討論，專門關注“抽簽與民主理論轉型”，還有多個其它的小組討論涉及與抽簽相關的議題，這在以前是從未出現過的。在這次大會上，一本剛剛從佛蘭芒文譯為英文、并受到歐美大眾媒體廣泛關注的小書《為民主而反對選舉》也引起了政治學家們的熱議，而這本書倡導的正是以抽簽為基礎重構民主制度（Van Reybrouck,2016）。該書的主張也得到了專事古希臘史研究的學者保羅·卡特利奇的呼應。

最近參與關于抽簽討論的學者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他們都敢于跳出主流民主理論的無形緊箍咒，探索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啟用抽簽這個民主、共和利器的必要性與適用性。抽簽作為一種最古老的民主形式，它在哪些方面可以彌補以選舉為特征的現代代議民主制度的不足，它又在何種程度上能夠實現更高質量的代表性？在新的民主實踐中，抽簽與商議兩種形式能否結合，又應當如何結合？從認識論的角度看，抽簽這種民主形式有何種價值，這些價值對我們推崇的人民當家作主有何意義？具體來說，抽簽適用于哪些實踐領域，它是只適用于特定領域，還是可以適用于所有的決策領域？抽簽適用于哪些層級的民主實踐，它是只適用于基層、地區，還是可以適用包括國家層面甚至像歐盟那樣的超國家組織？由抽簽產生的機構所形成的商議結果應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政府最終決策，它們是只具有參考價值，還是也應具有約束力？這些都是研究抽簽理論的學者們試圖回答的問題。盡管他們的看法不盡相同，但其努力的方向卻是一致的，即必須進一步開發抽簽這種民主形式的潛能。

抽簽逐步擺脫邊緣地位，引起越來越多主流學術界人士的關注，這說明代議民主框架內的思考已近枯竭，有必要另辟蹊徑，探索民主新路。同等重要的是，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一大批學者試圖發展與抽簽相關的理論，這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從古希臘到古羅馬、再到意大利城邦共和國，抽簽之所以被采用，往往沒有任何理論的引領，幾乎都是為解決實際問題不得已而為之。政治思想家們對它基本上視而不見；即使對它有所評論，往往不過是只言片語，導致有關抽簽的思考無法系統化、理論化，難以隔世流傳。結果，威尼斯共和國于18世紀末消亡后，抽簽在政治中的應用便從人們的記憶中徹底消失近200年了。這也就是說，缺乏相關理論大概是抽簽曾長期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Dowlen,2008：217-218）。反過來，抽簽理論的逐步繁榮也會促進抽簽在實際政治的復興。

二、抽簽實踐：遍地開花

的確，在對抽簽的理論探索一步步深入的同時，抽簽試驗也遍地開花了。從20世紀70年代起，各國出現了一系列抽簽的實踐。如德國的“計劃單元”（Planning Cells）（Garbe,1986：221-236）、丹麥的“共識會議”（Consensus Conference）、英國的“公民審議團”（Citizens’ Jury）、巴西的“參與式預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等等（Renn，Webler &Wiedemann,1995；Khan,1999; Wampler,2007）。這些試驗的共同特點是，除了都包含著參與、商議的成分外，這類活動的參與者都是經過抽簽挑選出來的普通民眾。與古希臘和中世紀城邦不同，這時的抽簽已經沒有了宗教的神秘主義意涵，挑出的人不再被看作神的選民。經過歐洲與俄羅斯統計學家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探索，無論在操作上還是在理論上，隨機抽樣已被確定為在人口中挑選出有代表性樣本的方法（Bethlehem,2009）。因此，隨機抽簽出來參加這些活動的人具有了代表人口整體的正當性。在20世紀的最后20來年，世界各地基于抽簽的試驗在代議民主的大池塘中引起了陣陣漣漪。

進入21世紀后，抽簽方面涌現出兩大類最引人注目的試驗。一類是“商議式民調”（Deliberative Polling），另一類是“公民大會”（Citizens’ Assembly），兩種試驗已經遍布各國。

商議式民調的主要推動者是前面提到過的詹姆斯·費希金，這種民調與普通民調的相同之處是從人口中抽取統計上具有代表性的樣本；不同之處是，被抽簽出來的人要集中起來對某個議題進行深入討論（商議），之后才對他們進行調查，其意見可以作為政策建議（Fishkin,1991）。換句話說，商議式民調就是抽簽與商議的結合物。到目前為止，已有十幾個國家進行過商議式民調，而中國是試點最多的國家，包括浙江的溫嶺、臺灣、香港和澳門。

公民大會的大規模試驗始于加拿大的兩個省。英屬哥倫比亞省于2004年、安大略省（加拿大最大的省）于2006-2007年舉辦過有關選舉制度改革的公民大會。其參與者都是從本省各個選區以抽簽方式挑選出來的，每個選區一男一女，他們都是普通公民，不是職業政客。選舉制度的改革之所以不讓選舉產生的議會攪和，是因為議員們都各懷鬼胎，讓他們改革自己曾從中受益的選舉制度，無異于與虎謀皮。讓沒有既得利益的普通民眾討論選舉改革，結果才會更客觀、更公正。公民大會經過反復商議形成的改革建議最后需要經過高門檻的全民公投批準（Warren & Pearse,2008；Fournier et al. ,2011）。

與以前的試驗相比，近年來的抽簽試驗適用范圍更廣，影響力更大。抽簽的理念開始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引起政治人物的關注。

在法國，2006年總統大選時的社會黨候選人塞格琳·羅雅爾（Segolene Royal）許諾，如果當選，她將組建一個由抽簽產生的市民議會；市民議會將與現存的國民議會一道參與修憲的討論，最后拿出草案提交全民公決。

在荷蘭，2007年全國性的選舉制度改革采取了加拿大模式，142位由抽簽選取的公民經過大半年的討論，最后向議會提交了改革建議。

在冰島，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了其銀行體系的崩潰，由此引發了民眾對政府的極度不信任。2010年，議會決定啟動修憲，但不允許政黨染指新憲法的準備與起草過程。作為替代，冰島設立了“國事論壇”(the National Forum) ，即由計算機隨機選出950個18歲以上的公民，提出他們認為應該被列入新憲法的議題，并且將討論結論公開于網絡上。而制憲會議（the Constitutional Assembly）的25名成員不是來自體制內的政治精英（議會成員不得參選），而是從522位來自各行各業的普通公民中選出，包括教授、記者、學生、工會工作者、物理學家、牧師等。這25人起草憲法的過程完全透明，時時與民眾溝通。雖然這次修憲因程序問題（實質是政治精英的抵制）并未最終完結，但它被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勞倫斯·萊斯格稱之為全球憲政史上最民主的修憲過程。

在芬蘭，政府也考慮借鑒冰島的經驗，讓集體智慧在未來的決策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在愛爾蘭，2011年設立的制憲大會（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借鑒了加拿大模式，它的100位成員中，66人是隨機抽取的普通公民，33人是政黨推選的政客，主持人由政府任命（Renwick & Pilet,2016：208-209）。制憲大會共提出18項憲法修改建議以及20項對其它法律的修改建議。為了應對另外幾項極具爭議性的政策議題（如墮胎、公投、議會任期限制、氣候變化），愛爾蘭于2016年設立公民大會，其成員由99位隨機抽取的普通公民構成，外加一名政府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擔任主席。公民大會最終向議會提交了修法建議。

在英國，早已有人建議用抽簽的方式改造上議院（Barnett & Carty,1998），區域性的公民大會也已有先例，現在議會上、下院已開始認真討論是否有必要建立全國性的制憲會議。

除此之外，美國加州也曾有人提議為選舉制度改革設立公民大會。

從過去四十余年的演變可以看出, 一度失傳的抽簽現在已失而復得。它在20 世紀末還只是激起一陣陣漣漪, 現在已經擴展為一波波潮涌。未來, 它有可能形成排山倒海的巨浪嗎?

讓我們拭目以待!

本文摘編自《抽簽與民主、共和》，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