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未來的錢會去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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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病了，病得還不輕。

這是一種無從預防、無法治愈的經濟絕癥。

美元就像一棵大樹，雖然看起來仍是枝繁葉茂，但肌體早已被一種隱秘而致命的病菌所侵蝕。這種病菌十分古老，從人類第一次交易開始，它就存在于經濟規律之中，并伺機發作，置人于死地。

美元并非第一個受害者。在這之前，它折磨過幾乎所有的經濟霸主，如同一個最惡毒的詛咒。可惜人類從來不長記性，不斷重復著過去的故事，所以永遠擺脫不了它的糾纏。

這個病毒到底是什么模樣？為何人類最聰明的頭腦們都無法研發出一勞永逸的疫苗？我們又該怎樣覺察跡象，及時抽身，減少自己在這場金融疫病中的損失？

也許，咱們可以忽略掉艱澀的理論知識，從一件極小極小的小事講起。

資本主義殺死了資本主義？

1913年，有一對原本生活在曼徹斯特的夫婦，決心搬到倫敦去居住。不過，為了搬這個家，他們需要舍棄家里全部的電氣設備。

為什么？因為在當時的英國，有70種不同的發電站、50種供電系統、24種電壓和10種頻率，工業標準十分混亂。這確實很不方便，但也沒有辦法，小工業主所有制是大英帝國工業版圖的基礎，是英國這棵大樹的“根”。

在很久以前，這副根系就已經感染了一種叫作“食利主義”或“資本主義”病菌，漸漸地無法再為樹木提供營養。

聽到這里也許你會奇怪，資本主義殺死英國？資本主義還將殺死美國？資本主義殺死了資本主義？這是一個什么鬼打墻的命題？

讓我們繼續講完珍妮一家的故事。

這對夫婦原本在曼徹斯特開了一家工廠，賺了很多錢，成為了一夜暴富的“新貴”。看過《泰坦尼克號》的人都知道，“新貴”最迫切的心愿，都是想法設法打入“老錢”的社交圈。搬家去倫敦是必須的，送孩子讀貴族學校也是必須的。不過在搬到倫敦那天，珍妮的大兒子蹲在插座旁邊突發奇想：“媽媽，為什么不能和女王建議，讓整個英聯邦都使用同一種電氣標準？”

他得到了一番嚴厲的批評：“亞歷山大，你即將去讀伊頓公學，不要開口閉口都是錢，也不要提到家里曾經開過工廠。我們再也不用干那種臟累活兒了，你父親在海外的投資回報，已經足夠讓我們過上貴族生活。”

當珍妮決意關閉工廠，成為一個食利者，并期待自己的孩子成為下一代食利者，英國與美國的霸權之爭，便注定將以失敗告終，畢竟國家實力才是國家競爭的唯一底氣。

誰制造，誰產出，誰制定工業標準，誰才握有現實世界的最終話語。

不過在1913年，英吉利這個巨人，并沒有看到發生在腳下的危機。也許它關注到了一些數字上的變化：比如，大洋彼岸有個叫美利堅的暴發戶，工業生產力已經是自家的兩倍，甚至隔壁有個叫德意志的鄉下人，都開始超過了自己。但這有什么關系？英吉利手握著英鎊，英格蘭銀行是整個英聯邦的央行，光是靠宗主國地位，通過資本增殖和國際金融服務，就能讓帝國繼續輝煌。

這場天朝上國的美夢清醒在1944年，一個名叫布雷頓森林的地方。

盡管英國派出了凱恩斯作為談判代表，但還是無力挽回英鎊霸權瓦解的必然結局。這位著名的經濟學家被迫簽字，同意將英鎊霸權讓渡給美元，從此美元成為與黃金掛鉤的唯一貨幣，并獲得了一系列的特權：比如國際鑄幣稅，花3美分的成本印一張綠紙，可以跟其他國家買100美元的東西。比如跨國經營網絡，美國的公司、銀行、保險、會計師事務所、評級機構所構成的利益一致性主體，比維多利亞時代遍及殖民地的英國商船，更容易攫取利益。比如貨幣操縱，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發生，美國通過金融市場操作，兵不血刃就能迫使英法改變軍事行動。比如打擊競爭對手，20世紀80年代，紐約廣場飯店一紙協議，便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打得一蹶不振。

英國何嘗不知，它所讓渡的權力至高無上，但凡可以選擇，它不會同意簽字。然而，英鎊之樹早已失去了根基。缺乏國家實力的支撐，由虛擬貨幣撐起的霸權注定是不能長久的空中樓閣。

美國制定全球秩序，開啟全球化狂飆的黃金20年

二戰爆發后，英國急于得到美國的支持。昔日霸主像一支被不斷擠壓的牙膏，被迫一點點地吐出了大英帝國壓箱底的資產——從黃金儲備到軍事基地，以換取美國提供援助。

只有凱恩斯等人還在苦心孤詣地設計戰后秩序，想在戰后為英國爭取與美國“共同的特殊地位”。而美國人則在利用“租借法案”不斷地逼迫英國做出讓步，以消滅那個有可能在戰后格局中成為美國對手的大英帝國。

羅斯福不是威爾遜，他不會讓美國在世界牌局上再出現一戰之后的冒叫。在大戰剛剛打響之時，羅斯福就組織起跨政府部門的重建委員會，與洛克菲勒基金資助的外交政策委員會等智庫，開始設計完全由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歐洲戰爭爆發二周后，國務卿赫爾在國務院建立了“和平與重建問題委員會”。美國財政部、副總統華萊士也組建了類似班子。

在美國設計的秩序中，包括組建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貿總協定、國際聯盟和安全理事會等組織，也包括確定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金匯兌制。

二戰后的美國已大棒在手，因此沒有必要再采取一戰后的逼債戰略，而是改弦更張，推出了無償援助戰后重建的“馬歇爾計劃”。美國人心里清楚，既然戰爭已經徹底摧毀了由歐洲主導的世界秩序，那么它要做的就是在廢墟上重建美國秩序的大廈。

通過“馬歇爾計劃”，美國掃平了歐洲國家屹立了數百年的市場城堡，把除蘇聯控制區以外的歐洲都納入美國主導的大西洋經濟圈。到1951年，所有歐洲共同市場國家（OEEC）的工業產量都超過了戰爭時期的最高值。而它們之間所進行的國際貿易，都必須依賴于美元——這是美元主導下的復興。即使是蘇聯主導的經互會組織，若要與世界經濟體的其他部分進行貿易或投資活動，也離不開美元。美元替代黃金成為控制全球交換的權杖。

為了除掉歐洲列強在世界各地殘存的殖民地壁壘，美國通過推進“全球非殖民化”運動，最終形成了以美國為核心的一體化大市場。“馬歇爾計劃”促進了歐洲共同市場的發展，創造了能夠消化美國剩余產能的歐洲市場，并為美國資本的全球擴張掃除了國際政治和經濟的障礙。從此，美國可以通過美元體系對全球經濟進行符合美國利益的整合，而國際政治也被籠罩在美元體系的影響力之下，開啟了美式全球化狂飆突進的第一個黃金20年。

美國的貨幣，世界的問題

二戰結束之前，44個國家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國家公園簽署了有關文件，從法律上確認了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的誕生。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意味著世界金融市場美元化的開始，是美國登上世界權力巔峰的標志。

從設立之初起，美國就試圖把布雷頓森林體系作為實現美國利益最大化的工具。這就決定了這一全球貨幣體系的命運——被美國呼之即來揮之即去。因此，從經濟與貨幣的角度看，布雷頓森林體系盡管存在著凱恩斯、特里芬等人所揭示的缺陷和悖論，但只要符合美國利益，美國就要讓它運行下去。

布雷頓森林體系具有“金融抑制”的特點，它不允許私人金融機構在國與國之間自由移動資金，只允許私人為貿易和生產性投資為目的移動資金，國家有權對金融和資金流動予以干預和管理。因而，以邁克爾·博多的國際貨幣體系九大指標來衡量，布雷頓森林體系在通脹率、人均收入增速、貨幣供應量、短期和長期名義利率、短期和長期真實利率、名義和真實匯率的絕對變動率等各方面都是所有國際貨幣體系中最穩定和經濟表現最佳的體系。盡管如此，它仍是一個短命的體系。它的迅速瓦解與它的橫空出世一樣，不在于其經濟和貨幣方面是否存在著悖論，而在于它對美國利益的影響。正因為如此，當尼克松政府的財政部長康納利對全世界銀行家說出，“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你們的問題”的時候，不僅是在表述一個國際貨幣的問題，也是在挑明國際政治中的權力關系——誰服從誰的問題。

在國際政治的視角下，布雷頓森林體系蘊含著一個深刻的國際政治學難題：世界貨幣體系在霸權國家利益至上的框架下，如何才能維持全球性體系穩定運行的目標？

囿于專業訓練的局限，大多經濟學家擅長用經濟學的框架分析貨幣，卻沒有看到或有意忽略了貨幣對國家和國際社會的整體影響，也難以看到世界貨幣體系的國際政治意涵。當貨幣還是一國貨幣的時候，貨幣體系的影響通常局限在國內，一旦成為世界性的貨幣體系，它就會對國際政治經濟乃至人類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甚至是支配性的作用。對這一點，政治家雖然沒有深刻認識，卻會根據國家利益、按照政治直覺做出選擇。羅斯福選擇了金匯兌制美元的生，尼克松卻決定了它的死。布雷頓森林體系生與死的關鍵，都是戰爭——它生于二戰，死于越戰。

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著眼點，是為了二戰之后的經濟恢復，其中特別注意汲取了一戰之后世界金融危機轉向國際政治危機的教訓——就是要防止惡性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導致的社會動蕩。可以說，這是一個基于建設目標、具有權力制衡設計的世界貨幣體系。然而，二戰之后不久，美國在亞洲陷入了兩場戰爭：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戰爭需要大量的融資，美蘇冷戰的“和平競賽”也需要大量的資金，約翰遜“大炮加黃油”的政策更是極大地增加了財政赤字。為恢復戰后經濟，具有建設性目標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尤其是金匯兌制，難以滿足為戰爭融資的需求。這是布雷頓森林體系金匯兌制的真正死因。沒有什么體系是完美無缺的理想體系，國際貨幣體系的生存與延續不在于它有沒有缺點，而在于它是否能夠適應變化去滿足需求——在體系主導者與從屬者的利益之間保持動態的平衡。

在美歐日之間幾番博弈后，美國政府導演了人類經濟史上最為大膽的賭局。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總統宣布，美國停止承擔對外兌換黃金的義務。此后，外國人持有的610億美元的債權只能以其他債務憑證的形式進行清償。這實際上是單方面宣告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終結。尼克松之所以敢于如此下注，除了靠美國強大的綜合國力支撐之外，還有美國經濟學者對美國國際收支赤字后果的深入研究。在美國人看來，大量國際收支赤字的存在有利于美國。

作為過于政治化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它的生與死，主要是基于美國的國內利益和國際戰略的考量，而不是出于全球經濟體系的金融穩定、經濟互助和國際合作的需要。美國利益最大化,使布雷頓森林體系徒然具有全球貨幣體系之名卻難以承擔起全球貨幣責任的根源，也是它在世界舞臺上來去匆匆的主要原因。

美元本位制賦予美聯儲和美國政府幾乎可以任意印制美元和發行美國國債的權力，卻不必承擔保證美元幣值穩定以維護世界金融體系穩定運行的責任。基于這種權力與責任不對等的美元本位貨幣體系，衍生出了不平等的美元幣緣秩序。美國通過對全球貨幣體系的控制權，擁有了美國資本和美國利益凌駕世界其他國家利益之上的特權。從國際政治的角度看，這種基于貨幣特權之上的“美國帝權”，是與大英帝國“自由貿易權”類似的“非領土的權力”。這一權力的核心就是貨幣與資本的霸權，即通過對貨幣發行和金融市場的控制不斷獲取超額利潤的權力——幣權。貨幣—資本霸權是綜合性霸權，它不僅體現了經濟的力量，而且是一國政治、經濟、文化、外交乃至軍事等多種力量協調配合的果實。

產業空心化，流金歲月后的寒冬

在虛擬資本主義體制下，實業成為金融資本增殖的累贅。隨著金融化的普及，美國出現了產業轉移的浪潮。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產業開始向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轉移。美國制造業的轉移，主要通過對外投資來實現。1977—1982年，美國在發展中國家每年投資增長率為13.3%，在其他發達國家則為82%。到80年代，美國制造企業幾乎停止在美國國內生產，主要通過購買制成品貼牌后進行貿易。據保守估計，到2001年，美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FDI）達到3580億美元。在海外投資浪潮中，金融投資增長勢頭更加迅猛。1964年，美國主要銀行的海外資產為70億美元，而到1974年，美國銀行海外資產達到900億美元，利潤額占總利潤的30%。

20世紀70年代，資本的全球擴張和跨國公司的全球投資，出現了以產業大轉移為特征的全球化浪潮，催生了一批被稱為“小龍”、“小虎”的新興國家和地區，連中國、印度這樣長期在經濟上自成一體的大國也從80年代開始先后實施改革開放，積極吸引外資，積極向國外出口逐步融入了全球產業鏈。這些新興國家和地區快速發展的秘訣都是靠出口拉動，這一方面要依賴向美國市場出售產品，另一方面也要依賴美國金融市場吸收其貿易盈余以免引發本幣的大幅升值；與之相對應，美國一方面要依賴新興市場國家生產的廉價商品，另一方面也要依賴這些國家的資本凈輸出流入購買美國國債，以沖抵美國貿易和財政的雙赤字，維持美元體系的總體平衡。據2009年的統計，美國資本凈流入占世界的41.7%，而中國的資本凈輸出為23.4%，占到世界的近1/4。這種多個國家和經濟體纏繞于美元體系的多重依賴關系，構成了當代國際社會中的復雜關系。

經濟金融化并不是美國周期獨有的現象，英國周期在100年前也經歷過類似的過程。英國資本對來自制造業的競爭，與美國資本采取的方式一樣，就是實施金融化。這開啟了愛德華時代的“流金歲月”。“擁有資本的人永遠能夠分享其他國家腦力和體力活動的成果”，100年后的美國與英國一樣，也在利用金融化的方式分享其他國家的腦力和體力活動的成果。

產業空心化，是經濟金融化的副產品。對于身處越戰泥淖和與蘇東集團冷戰的美國來說，金融化帶來的收益實在是雪中送炭。更重要的是，美國從此可以用“美元貨幣—資本體系”來獲取收益，就像用“芝麻開門”的密語就能打開財富大門，而不必像蘇聯那樣，必須以出口石油或其他資源和產品才能獲得有限的“硬通貨”。放棄金本位這一原本是被逼無奈的舉措，卻收到了“破壞性創造”的效果，也在不經意間奠定了美國贏得冷戰的最終結局。這或許是美國金融之秋的諸多收獲中，分量最重的果實。

只是秋天后面是冬天，頂點過后，就是下坡。

這是資本主義揮之不去的夢魘詛咒，從實業之夏，到金融之冬，如同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總會從一個時點開始，當霸權國家決定放棄生產、坐享其成，就給自己埋下了衰落的種子，類似的故事不斷重演。

如今，終于輪到了美國。

這個曾經以制造業立國，以生產力為劍，將英國趕下王座的權力所有者，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同一個惡性循環。而這一次，惡性程度更高，惡化速度更快，因為它還感染了一種新型菌株，將資本的貪婪發揮到了極致，并依靠美元的力量打破了國家間邊界，將美元病散布到了全球各地。

這個新菌株的名字，叫做“賭場資本主義”。

如果將資本主義比作一個大賭場，過往的幾個莊家，都還在按照傳統的玩法攫取收益。金庫里有多少黃金就發放多少籌碼，攤子不能鋪得太大，萬一大家都拿著籌碼來兌錢，兌不出來賭場就要關門倒閉。

但美國這個莊家，心特別得大，從一開始產業就遍布全球，東邊和越南打仗，西邊往歐洲撒錢，自家還過得紙醉金迷。很快它就發現，金庫里的黃金已經不夠用了，再這樣下去，一旦發生擠兌，賭場聲譽要出問題。好在賭場里有一個名叫尼克松的荷官，提出了一個天才的想法，為什么非要兌換黃金？從明天起我們直接貼一張告示：黃金不兌了，但籌碼大家可以拿出賭場去用，本店童叟無欺，家大業大，絕對不會倒閉，這些籌碼在外面可以永久流通，何必兌來兌去那么麻煩呢？

從此，資本這頭怪獸，便從籠中一躍而出。美國此前還在村里種地、村外辦廠，如今一看，只需靠著辦賭場就能莊家通吃，漸漸關了廠，荒了地。而這種坐享其成賺快錢的思維一旦形成，便很難再回到曾經的勤勉踏實。族中有個名為“哈佛”的著名學堂，從前培養的學生會去往各行各業，如今大部分都選擇去賭場工作，實在因為工資要比其他地方高得多。

名為美元的籌碼，和食利主義的賭徒思維，逐漸往世界各地流淌。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種種怪現狀，飆升的房價，劇烈的金融危機，頻繁的貿易爭端……其實都是美元病的表征。

體系性的崩潰難以避免：手中握著籌碼的人，發現它的購買力在下降。發現賭場自己債臺高筑，欠賬越來越多，根本沒有還清錢的一天。發現隔壁有新開的賭場，看起來更加可靠。還有新開的工廠，工作環境看起來不錯，賺的也挺多……

總有一天，手里拿著籌碼的人，將會回過悶來，決定給自己找個出路。那家賭場也發現了自己的問題，整天喊著“再工業化”“讓賭場重新偉大”，“削減債務”，但從事實數據來看，全都是空話。

資本主義的詛咒難以逃脫，它曾經怎樣殺死英鎊，就會怎樣殺死美元。

讓我們拭目以待那一天。

如果你想燒燒腦，學術地、歷史地、體系化地看一看這家賭場的未來，看看你手里的籌碼會不會成為一堆廢品，歡迎讀一讀這兩本書《美元病——懸崖邊緣的美元本位制》《幣緣論：貨幣政治的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