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中國崛起的世界意義

（作者：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副院長鄢一龍）

《中國崛起的世界意義》這本書所要回答的問題是中國為什么能夠改革成功？創造發展奇跡，中國的崛起對于世界的意義何在？

《中國崛起的世界意義》（作者：王紹光出版單位：中信出版集團）

一個國家改革發展成功靠什么

如同作者王紹光教授在數十年的學術生涯中一貫的分析特點，以比較和歷史的視野進行研究。在本書中，作者以全球視野，縱觀近百年來世界多國所走過的改革開放的道路和歷史，通過比較研究證實，改革成功的案例并不多，以此挑戰國內外“改革開放萬能論”的流行思維。認為該提法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缺乏依據。由此帶來本書討論的核心問題，作者提出，一個國家的改革開放的成功要有前提條件，什么樣的前提條件，這是本書重點論證的核心問題。

國家改革開放成功的秘訣在哪里？作者以改革開放后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為典型案例，通過翔實的數據、豐富的文獻資料，客觀記錄了從三座大山壓迫下解放出來的新中國70年風雨兼程、奮發圖強，從積貧積弱、一窮二白的農業國轉型為工業國，從工業國轉變為工業大國，邁向工業強國的現代化之路。作者以中國改革發展的成功經驗證明，改革開放必須以有基礎性國家能力的有效政府為前提條件，理順了中國和其他國家崛起的脈絡，研究一國立足國家發展的基本能力，構建了從“認知”到“反思”的國家能力分析框架。

本不破不立，先破后立。在闡釋中國崛起的制度優越性的同時，作者一邊打破西方話語迷思，有力地批駁了一些西方學者不斷“唱衰”中國，不斷制造各種版本“中國崩潰論”的偏見，一邊提出中國學者在知識體系的構建中不能亦步亦趨跟隨西方理論，要有對世界和中國問題的獨立思考，提出構建中國學術話語體系。

中國崛起打破了人類發展史上兩個悖論

作者以銳利批判思維剖析了蒙在西方發展奇跡上外表光鮮的“皇帝新裝”，指出西方崛起奇跡是建立在幾個世紀的軍事掠奪、殖民主義、奴隸貿易的黑暗歷史基礎上。同時，本書也是在一個世界視野中來敘述中國崛起與中國經驗，“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他比西方同行們在理論建構上更為謹慎，并沒有嘗試去構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性理論，而是不被特定理論概念所束縛，以科學研究的態度，從國家能力、新中國奠基、新中國前三十年與后十四年、國家計劃（規劃）、國企、社會政策、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等宏闊的理論視角與歷史縱深，用大量的數據、歷史事實來論證，說理透徹有力。

中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952-1978年年均經濟增長率達6.1%，1979-2019年年均經濟增長率達9.4%，同時，中國實現了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的全方位發展。中國已經創造了人類經濟增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與持續時間最長的高速增長奇跡。

從世界范圍來看，中國崛起奇跡不僅僅在于它的速度與規模，更在于它打破了人類發展史上的兩個發展悖論。

第一，打破了西方強國的掠奪性發展怪圈。西方列強在通過對外掠奪完成發展初期的資本原始積累，在國家強大之后又強化國強必霸的邏輯，利用其霸權地位，對世界進行更加精巧的、系統性的掠奪。世界歷史舞臺上的主角一直在變，但是永恒的主題都是各種類型的霸權爭奪戰。中國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獲得發展，中國的崛起不但沒有輸出戰爭動亂，還給世界帶來巨大的發展機遇。

第二，打破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天花板。發展中國家能夠獲得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是這種發展是有天花板的，是在西方霸權國家所容許的分工體系之內發展，是依附型或者半依附型的發展，同時許多發展中國家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國不斷打破發展天花板，不但實現了內生自主的發展，而且不斷攀上發展的新階梯，超越了貧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提供了新的發展模式與實踐經驗

中國崛起的世界意義在于打破了舊模式的發展悖論，提供了新的發展模式與現代化路徑，在西方式的發展模式出現普遍失效危機中，給世界帶來了新的希望。本書對中國發展模式做出了重要的歷史描述與理論探索。世界各國都普遍采用市場化與對外開放的政策，為何只有中國等少數國家能夠實現快速發展奇跡，并形成自身獨特的發展模式？中國的發展經驗不但對于中國自身未來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對于世界也具有普遍意義。

第一，強大的國家能力。上世紀90年代，在世界范圍熱衷于小政府思潮中，王紹光就強調國家能力對國家發展的重要作用。在本書中，他進一步從世界崛起的歷史視野中論證國家能力作為國家發展的基礎條件。西方國家的崛起得益于其強大的國家能力，這種能力并沒有完全用到正道上，不但被用于促進國內發展，也用于對外擴張，但是今天他們卻一腳把發展“梯子”踢開，開始鼓吹政府小型化是“好制度”“好治理”。中國的發展經驗表明，如果把發展看成一座大廈的話，國家基礎能力就為這座大廈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地基，只有具有強大國家基礎能力，才能保證國家統一、社會穩定，才能為市場經濟的活動與國家的繁榮提供制度基礎設施，同時，強大的國家能力特別是強大的國防實力，是保障國家獨立自主發展的前提，是保障國家發展成果不被掠奪的前提。

第二，土地公有制。中國土地公有制為國家發展提供了共同基礎，保障人民共同福祉的最大公共財富。土地集體所有制為鄉村發展與穩定的基礎，為幾億農民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基礎，避免了在城鎮化過程中的“無產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城鎮土地的公有制為城鎮化、工業化提供了融資機制，為推進基礎設施的大規模建設創造了條件。而許多發展中國家，由于土地私有化，受制于發展過程中公共融資工具的缺乏，很難突破發展的投資瓶頸。

第三，較大比重的公有經濟。世界大多數國家都有一定比重的公有經濟，中國公有經濟比重相對更高，公有經濟與民營經濟能夠發揮各自優勢，相互補充，攜手并進，共同提升中國經濟的競爭力與活力。國有企業不但在國家工業化過程中扮演了主力軍作用，同時在中國企業走出去過程中也扮演了主力軍作用。較大比重的公有經濟使得中國能夠更好的保障公共利益，為經濟發展提供更好的公共基礎設施，例如高鐵的快速發展與4G信號的普及，降低了經濟活動的成本，同時，也使得人民能夠享受更高水平的公共福祉。

第四，國家計劃（規劃）制度。新中國的工業化是從“一窮二白”起步的，當時中國的人均GDP只有119元，工業比重很低，資本極度匱乏，1952年人均儲蓄只有1.5元，而中國不可能走西方發達國家通過殖民、掠奪等方式來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的老路，前三十年，依靠計劃體制集中全社會的有限資金來發動與推進工業化，使得中國經濟發展突破低水平均衡陷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家規劃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規劃，能夠彌補市場失靈，推動發展的更高水平均衡，能夠推動國家發展的供需均衡、時間均衡、空間均衡、生態均衡、內外均衡。

第五，保持較高的廣義積累率。中國沒有走一些發達國家“吃光用光”的高消費、超前消費的老路。中國不僅名義儲蓄率高，而且廣義積累率高，高儲蓄被引入到國家財富的積累，除了用以投入擴大再生產與產業轉型升級，同時也大量的投入了基礎設施建設、人力資本開發、生態環境的公共財富積累，能夠不斷積累國家發展財富，持續積累物質資本、生態資本、人力資本、文化資本等，從而保持了持續健康發展。

第六，政府在發展中更為積極的作用。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共同配合，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政府不但是提供公共服務的有限政府，政府是推動發展的關鍵一環，中央政府對于市場活動起到戰略引領與宏觀調控作用，地方政府為市場活動提供發展平臺，促進了經濟發展。

第七，發展的包容性。中國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模式，發展過程吸納全體人民參與，發展成果惠及所有人。在計劃經濟時期，通過糧食統購統銷、農村合作醫療、普及初級教育等方式，在收入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很大程度解決了幾億人民的基本民生問題。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強調社會政策的作用，民生問題不能完全靠市場和個體力量去解決，要靠個人、集體與國家共同解決，避免了市場完全脫嵌于社會。發展的包容性不但促進了中國社會公平，保障了社會穩定，同時也提高了中國發展的內生動力，為中國發展創造更大的市場空間。

第八，立足于國內為主。中國漫長的農耕文明就是內向化的發展模式，并達到了很高的文明高度。新中國的發展也沒有走西方國家的對外掠奪的道路，新中國成立以來也是主要依靠國市場、國內資源、國內人力與人才實現了持續的發展。中國在加入WTO融入全球化后，積極學習、借鑒全球先進經驗，為全球提供中國產品、中國經驗的同時，立足于國內為主的發展。中國超大規模的內需，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自主的創新體系，使得中國能夠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環境中，具有更大的發展韌性，能夠去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體制。

中國發展模式根本不同于西方的模式，因此，中國的崛起不會成為世界上霸權迭代的歷史重演，中國無意取代美國成為任何意義上的霸權國家，中國的崛起不但是和平崛起，還是包容性崛起，不但沒有重演歷史上世界大國崛起那樣輸出戰爭、流血與沖突，還為世界創造了巨大的共同發展機遇，中國的崛起是21世紀世界最好的禮物。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王紹光幾十年的學術生涯仿佛開始了一個新的甲子，迎來了新一輪的學術創作高峰，本書就是其中一部的重頭戲、重磅作品，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同時，彰顯了中國崛起的世界意義，不僅有助于世界更好地理解當代中國，也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有益的參考。